陈凌：探索CALIS转型之路（图）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CALIS），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高等教育“211工程”“九五”“十五”总体规划的公共服务体系之一。经过多年的建设，CALIS对于推动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现在，随着社会、经济、文化与技术的发展，CALIS和高校图书馆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已经比16年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CALIS如何继往开来，迎接新的挑战，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呢？带着这样的问题，e线图情采访了CALIS管理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陈凌先生。

一、CALIS的发展历程

1、“九五”时期

刘锦山：陈馆长，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您多年来一直负责CALIS的工作，而CALIS从1998年正式启动以来，经过16年若干阶段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首先请您向读者朋友谈谈CALIS的发展历程以及每个阶段所取得的成就。

陈凌：CALIS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正好和我们国家的“九五”、“十五”、“十一五”是相匹配的。CALIS是“211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1995年启动的“211工程”是我国建国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该工程面向21世纪，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并使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除了100所左右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之外，211工程还重点规划建设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其中有两项与高校图书馆关系相当密切：一个是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络，即CERNET，由清华大学负责牵头；另一个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即CALIS，由北京大学负责牵头。1994年策划“211工程”的时候，教育部就已经决定了，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牵头来做。1994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三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主干网开通，这实际上就是CERNET的前身。因此，CERNET在“211工程”正式启动时已具有一定的基础，于1995年就开始建设了。而CALIS并没有类似CERNET那样的基础，因此，1994年CALIS开始具体的策划，经过多次调研、磋商等反复，直到1998年CALIS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才通过评审，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正式批复，此后项目才正式启动。

到目前为止，CALIS的发展经历了三期：第一期是从1998年到2001年，属于“九五”建设期；因为一期就启动晚了，所以二期从2004年到2006年，属于“十五”建设；第三期就更错后了一些，第三期整个“211工程”已经不叫“十一五”了，直接就叫“三期”，与“十一五”启动时间相比，“211工程”推迟了一年，CALIS是2010年才启动的，这时“十一五”也快结束了，CALIS三期2012年验收。简单说，CALIS的发展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得到6200万元投资，第二个阶段是8000万元，第三个阶段是2.1亿元。

“九五”时期，我们国家图书馆界使用的数字资源主要是光盘数据库，网络数据库应该在1998年前后才开始从国外引进。当时清华大学购买了EI，北京大学以“National License”方式购买了Science online。但那时候数字资源总体来说还比较匮乏，所以“九五”期间我们建设任务的重点放在纸本资源的共享上，就是纸本资源共享体系的建设。具体包括几个大的方面内容：比如协调采购、联机编目、联合目录、公共检索、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等等工作。这里有一个很基础的工作就是建立高校的书刊联合目录，如果没有一个联合目录，也就没有法开展“共建、共知、共享”，要集合高校的力量——刚开始主要是以211院校为主，建立一个联合目录。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有一套规范的编目规则，英文方面主要是以USMARC为基础，中文方面主要是以CNMARC为基础，联机合作编目在这套规则的基础上来做。我们要达到共知，就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目录，而当时国内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使用还不是非常广泛，而且很多地方的编目规则都不一样，有的学校英文文献的编目还是用CNMARC来做，在这样的情况下，CALIS在标准的统一、培训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要“共建、共知、共享”，还是要基于一些条件好的图书馆。“九五”时期，经费不足，资源匮乏，CALIS采取了三级保障体系模式在全国范围开展共享。朱强馆长设计了这个三级保障体系，即全国、地区和图书馆三级保障。读者首先从自己学校图书馆得到资源，如果自己学校图书馆没有，就从CALIS地区中心获取，如果CALIS地区中心还没有，就找CALIS全国中心。全国中心设了四个，文理中心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程中心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医学中心设在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后来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农业中心设在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这四个大学科是全国中心。然后还设立了七个地区中心。依托这七个地区中心和四个全国中心所在图书馆本身相对的优势，CALIS把经费拨给这些中心，各中心结合自己的资源优势，再买一些资源，当时以数字资源为主，我们不管纸本资源，还有就是只管外文资源，因为211重点是解决外文资源建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CALIS把经费拨给地区和全国中心，它们就买一些数据库，它们资源相对丰富完善一些，所以能更好地为其他图书馆提供保障，这是三级保障体系的一个中心思想。

第三是印本资源的共知共享，联机编目、联合编目以书目为最主要的，当然同时包括期刊的篇名目次、学位论文和特色库等，我们希望把高校的一些过去没有编制目录的资源，尽可能做出来，让大家可以开展公共检索，然后可以进行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

“九五”期间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开创了我国数字资源的集团采购模式。CALIS对成员馆购买外文数字资源有补贴，补贴不是发到各个成员馆，而是发到地区中心和全国中心。CALIS地区和全国中心组团购买某个数字资源，CALIS相关成员馆一起商量怎么采购，采购什么，而CALIS就把钱补贴到地区中心或全国中心，这就开始了集团采购。集团采购模式在国内是由CALIS首次创建的。

“九五”期间是建立三级保障体系，建立了全国保障体系的共建共享联盟，这个体系可以深入到各个地方。通过印本资源的共享共知，图书馆的编目业务规范、业务流程标准化程度大大提高，有效地促进了高校图书馆自动化建设，为共知、共享奠定了技术基础和思想基础。而数字资源集团采购大大加快了我国数字资源的建设步伐。诸多的子项目建设和服务推广，也为高校图书馆发掘培养了一批人才和干部，从而提升了高校图书馆对教学科研的支撑能力。

2、“十五”时期

刘锦山：陈馆长，“十五”时期的情况怎样呢？

陈凌：“十五”期间，数字资源相对丰富了，各个图书馆都在建自己的数字资源，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如果标准不统一，每个图书馆都会成为信息孤岛。而且数字资源的共享与纸本资源的规则不一样。基于此，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以及应用软件体系，包括数字资源与印本资源如何整合在一起，这就要求各个图书馆在自建资源的同时遵循我们的标准，甚至包括商家，我们对其软件进行认证是否符合开放获取、开放互联的标准。这样成员馆在购买这些软件建立的自己数字资源库时，能够互通互联。在技术和标准规范体系上通过摸索整理，做了很多工作。另外，对数字资源集团采购模式进行规范，使之更加开放，让更多的图书馆参与起来。为了促进国外数据库的应用，促进交流，每年一度的数据库培训周也搞起来了，2002年开始第一届，2003年因为非典停了一届，到现在已经12届了。

“九五”期间设立的CALIS地区中心获得的地方配套经费，都是本省给的，只能用于本省，不能拨到别的省。而当时的地区中心所涉区域很大，包括若干省级行政区划。“十五”时期把三级保障体系地区中心这一层往各省扩展，每个省都建立一个省级中心。每个中心不再是一个地区，比如“九五”时期的华东南地区中心是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浙江、江西、福建与上海这四个地方是华东南中心的辖区，“十五”期间每个省都建一个省中心。对于一些没有成为省级中心的有影响的大馆，设立数字图书馆基地，通过这种方式也纳入到CALIS的体系中，实现优势互补。通过这种方式将很大一批一流的大馆也纳入了CALIS的体系，使CALIS能更好地对外提供服务。

编目上除了英文、中文之外，还进行日文、俄文等小语种的编目。此外还有更多的特色数据库，建设文献传递网。文献传递不像以前用手工做，现在利用工具来做，通过与CASHL联合成立的“文献传递协调工作组”的协调，让高校图书馆作为一个整体来运行。

“十五”期间的工作是在“共建共享”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开放互联”思想的传播与认同，为进一步的发展和大规模协作打下了基础；推动了省级保障体系的建设，使更多的图书馆受益；为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整体发展，为三期的“普遍服务”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进一步促进了高校图书馆的整体发展与合作；虚拟参考咨询为后续的学科服务埋下了“种子”。

3、CALIS三期

刘锦山：陈馆长，我们知道，“十五”建设期结束后，一方面CALIS 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另一方面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为因应这些挑战，CALIS三期采取了哪些措施，又取得了哪些成就？

陈凌：CALIS发展到三期的时候，我们也面临着一些困难。CALIS项目是国家投资的，所以很多服务都是免费的，免费这种模式有其好处，但也有其不利的一面。以移动互联网为例，手机上都要安装APP软件，CALIS也需要把一些应用软件部署在成员馆本地才能够实现馆际“互通互联”，由于不收费，维护成本越来越高，从而难以普及开来；而收费又难以得到大家的认可。这实际上是一个机制问题，所以我们2006年就开始探索CALIS的运行机制。当时云计算技术已经出来了，我们在CALIS二期验收结束后就摸索云计算这套架构。三期时把我们应用软件迁移到云计算平台上，主要是采用SaaS这种模式来做。由于是基于云计算模式的，所以三期CALIS就可以开展普遍服务，不像原来重点是在211院校，而是面向所有的高校，不只是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全部纳入到CALIS的服务范围之内，这就是普遍服务的概念。三期是建立在前两期积累的基础之上，利用云计算技术，建立了云上的普遍服务体系，这样就可以实现资源共享、技术共享和软件共享。比如文献传递软件，由于经费和人力局限，起初全国只有六、七十家图书馆安装，由于采取了云技术，三期结束时有900多家，到现在是1100多家图书馆安装了这个软件，因为采用了云计算技术使得软件的安装不需要专门的设备，只有业务人员在云上用这个系统就行了。

三期的另外一个突破性成就就是建设了协同服务网络基础架构。当时全国性的文献传递、资源共享机构越来越多，包括NSTL、CASHL、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都在提供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服务，同时也都在为高校提供服务。这种繁荣局面很好，但同时为用户带来了一些困难。用户需要在各个系统开户，很不方便。CALIS就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NSTL、CASHL一起合作，建立协同服务，搭建了协同服务网络基础架构，用户通过一个账号可以获取其他四家的资源。高校里的读者可以利用本校的账号提出请求，而CALIS与其他目标系统作了对接。如果读者需得到国家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服务，不需要到国家图书馆开户，只需在本校的馆际互借管理系统提出请求，系统就会把这个请求转到CALIS系统，再由CALIS转到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到请求后再为这位读者提供服务，结算也由CALIS系统代为结算。这样就实现了“一个账号、全国获取”。

三期的第三个方面工作是我们开展了共享域建设。我们以小语种文献共建共享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希望在小语种文献上开展共建共享合作，显然在一个省级行政区内开展这种合作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小语种资源的订购和编目在一个省市内没有几家图书馆做，要开展共享合作，只能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各地的外国语学院开展合作。鉴于此，CALIS搭建了这样一个共享平台，这些外语院校就可以在上面开展小语种文献的联合编目、联合订购的工作，这种按照业务主题跨地域的共享，我们称之为共享域。在共享域方面，CALIS推出了学科专业共享域和城市共享域。城市共享域就是在一个城市里，将各大学和各种服务机构通过CALIS的系统联合起来，CALIS作为后台提供基础，提供资源支撑。

CALIS三期通过“普遍服务”让1200多所图书馆受益，带动了1800余所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云服务技术体系与共享域建设把包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NSTL等上千个图书馆的服务整合到一起，为建立全国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协作网络奠定了基础；CALIS真正成为“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之一。

二、CALIS的转型与持续发展

1、问题与不足

刘锦山：陈馆长，诚如您所言，CALIS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既从整体上提升了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水平，又从理念、资源、技术、服务等各个环节或者方面引领和促进了各个高校图书馆的自我发展，确实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CALIS也不例外，请您谈谈CALIS存在的问题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

陈凌：CALIS三期完成之后，教育部对CALIS有一个简短的评价。教育部的评价有三层意思：其一是CALIS已经建成了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完成了预期的规划；其二是CALIS已经成为高校一日不可或缺的基础平台；其三是CALIS是国内唯一承担着促进高校图书馆整体发展的项目。其他项目在某种意义上也推动了高校图书馆的发展，但并不是以此作为主要的任务，而是提供某种服务。但是对于CALIS，不仅提供资源共享服务，而且提供各种技术手段，让成员馆去实践和摸索，带动图书馆发展。

我们知道，CASHL项目重点放在人文社科的外文文献保障方面，这样任务就比较明确。而CALIS服务的对象是所有类型的高校图书馆，CALIS要解决的是高校图书馆的整体发展问题，包括人员培训、系统配备和馆际整合等，基础性工作更多，战线很长，这就导致了CALIS服务的许多方面会出现一些不足。以CALIS的力量专注做一个方面的服务，肯定会做得很好。战线拉得太长，各方面都要做，就不一定都能做得很好。同时，很多工作都属于基础性的工作，效果是在长期发展中逐步体现出来的，所以短期内成效不够显著。这就使得很多高校图书馆觉得不是很解渴。如果要说不足，这是CALIS的一个不足吧。

其次，现在用得非常好的服务，例如联机编目、文献传递等，这些是都是通过图书馆为读者提供服务的，CALIS是图书馆的后台支撑，但CALSI自身并不直接面向读者提供服务。而我们面对的高校图书馆数量巨大，层次不一，需求各异，这就导致我们的针对性不强，在很多服务方面难以深入到底下去。

第三，CALIS本身在系统设计上，因为要面向众多图书馆提供服务和支撑，且是逐步积累，考虑得过于复杂，从而在服务人性化方面有待改进，服务流程有待优化，简言之，系统设计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

其四，上述这些问题都是一些非根本的问题，根本问题还是CALIS的机制。前面我们谈到，国家给了CALIS三期的建设经费。但在一期、二期和三期之间的间隔期，国家没有给我们任何经费，也就是说在两期项目期间处于停滞状态。由于没有经费维持运转，项目就依靠各成员馆尤其是核心大馆尽义务来帮助其他图书馆，勉强运营。这就意味着，CALIS以及各成员馆已经完成的项目，没有得到很好地推广应用和进一步完善。过几年再启动的时候，技术已经落后，这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三期结束之后，教育部已经发现了上述问题，开始投入一些运营经费，从2013 年开始，CALIS每年得到1300万元的经费作为运维支撑。但是这笔经费严重不足，我们只能保证最基础的业务服务得到很好的维护，保证质量。其它的项目只能封存，等到适当时候再启动。因为经费确实不足，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国家经费和地方经费，以及各个成员馆的经费，共同来推动CALIS进一步往前走，而不是完全依赖国家经费。如果没有很好的机制，就可能导致很多已建成的成果难以发挥终端效用。前两期建设的时候，都是以国家全额补贴、全免费使用的模式运行，这就使得大家养成一个习惯，CALIS的服务一定是免费的。其实，国家给一些运维经费，只是保证基础服务；我们要服务好，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成员馆只需承担很小一部分的成本，就能让这个体系很好地运转，而且也能够大大节省成员馆的经费。可持续服务和可持续发展机制，是我们也是成员馆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

2、可持续战略

刘锦山：陈馆长，为解决上述问题，实现CALIS的可持续发展，CALIS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战略或者规划是什么呢？

陈凌：关于CALIS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我们和教育部一直共同探索、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是抓质量工程。服务优先，把服务真正做好。如果大家觉得CALIS的服务真的有价值，这就是一个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才好讲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目前我们正在策划开展质量工程，包括数据质量、服务质量、各种应用的质量。服务队伍怎么配套，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质量。

第二，对一些目前国家没有新的经费投入，又顺应图书馆发展的项目，我们计划采取和成员馆，或者和商家联合集资的方式，开发一些东西来继续往前推进，而不是等到国家经费下来才开始来做，如果那样可能就比较晚了。现在成员馆使用的CALIS 的服务，将来可能采取多轨制。有国家经费投资的，我们坚持公益性服务。我们和成员馆之间共同开发的服务，采取共同开发、共同维护的方式，这也就是一种非营利性的，大家共同来做这件事情，不全靠国家，而是靠规模效益，由成员馆共同支撑。和商家共同开发的服务，引入市场机制。而普适性强的东西还是由CALIS来承担，对于中小馆我们要承担更多的义务

从长远规划来说，我们在已经建成的高等教育基础设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将CALIS建设成为国家教育事业公共服务基础条件之一和国家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基础设施之一。

为此，CALIS下一步有三大任务：推动图书馆转型与服务创新；建立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信息协同服务体系；促进建立高校图书馆与信息产业界的开放协同发展体系。第一大任务，我们着重开展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图书馆基础业务与服务的规范化、云服务化；成员馆通过嵌入或直接调用e读、e得、e问、e学……等系列CALIS服务，提升或改进自身服务；建立更为完备的图书馆应用软件体系，以云服务（SaaS）方式提供给成员馆，从而提高成员馆的业务能力，促进快速发展。第二大任务，我们要与更多的国内外图书馆、情报所，甚至信息服务公司合作，形成更强大的协同服务网络，从而推动高校图书馆开展智慧图书馆、学科服务体系的建设，还要大家合作探索全面信息化下的图书馆发展（例如MOOC、大数据）等方面。第三大任务，在进一步推动各类共享域建设的基础上，要推动CALIS、共享域等与国内信息产业界的合作，让更多的公司加入到图书馆的发展大业中来，用图书馆发展的需求促进面向图书馆服务的信息产业蓬勃发展，实现共赢。

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信息服务链的重新洗牌，从出版发行，到图书馆到读者，过去的这个链条全打乱了，一种全新的服务模式正在重建。很多原来比较专业的、门槛比较高的，外行难以进入的领域，现在已经有更多的人和社会机构开始进入了。比如说编目，现在已经有很多馆配商配备有自己的编目人员，也通过了CALIS的认证考试，他们也可以为高校提供编目外包服务，不是说只有图书馆才能做编目。这种情况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社会分工，大家都去做自己最擅长、最具优势的事情，这样我们可以降低成本来取得最大的效益，做自己投入产出比最大的事情。我们通过项目合作，促进国内信息产业界尤其信息服务界的发展，促进分工与合作，最后协同发展。从而，图书馆有一个更好的外包或众包的环境，我们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一个专注的、自己的业务强项上或者说不可替代的一些方面，而把可以交给社会来做的交给社会做。

3、CALIS与OCLC

刘锦山：陈馆长，您是如何看待OCLC的运营模式，或者说，未来的CALIS发展模式是否会成为OCLC第二呢？如果不是OCLC第二，那么与OCLC的区隔有哪些？

陈凌：其实CALIS本身从一开始的规划设计就在学习OCLC，比如联机编目。CALIS很多的规划和想法实际上来自于OCLC的一些启示，OCLC始终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当然，CALIS与OCLC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首先是一个有国家经费支持的体系，不像OCLC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的运营模式。其次，我们国家整个图书馆发展和国外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家给CALIS经费，CALIS承担的任务是如何帮助中小馆获得进一步发展，因此公益性是我们一个不可动摇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这是和OCLC最大的区别。OCLC是一种非营利模式运营，图书馆不交钱就无法获取服务OCLC的服务，或者获得的服务非常有限。CALIS最核心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的联机编目，全都是免费的。

目前正在探索持续发展机制，可能会借鉴OCLC的一些非营利模式，例如我刚才谈到的CALIS和商家合作的一种市场模式，但这是一种补充，我们始终会坚持公益性的宗旨的。这是与OCLC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双方的技术平台也是不一样的架构体系。其他方面，CALIS和OCLC所承担的任务都是比较接近的，都是一个图书馆的大联盟。

刘锦山：我对OCLC的运营机制了解不是很多。OCLC的服务是要购买的，OCLC的成员馆可以通过服务置换服务。比如一个图书馆加入了OCLC以后，编目多少条就可以置换多少条书目。是这样的吧？

陈凌：OCLC的governing用户，可以往上传送编目数据的，交多少就可下多少，有一定的抵扣。而CALIS是完全免费的，所有数据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而我们自己投钱来做这些数据，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保证数据的质量，编目部分给成员馆一点经费补贴，要求成员馆按照我们的编目规则来做。从整体上来说，我们还没有达到国外的水平，和国外有相当大的差距。好的图书馆、前沿的几百个图书馆可能越来越接近国际水平，但是还有相当的馆还不够。

刘锦山：OCLC的服务，一般用户都需要购买。

陈凌：是的。而且OCLC的服务价格越来越贵，价格不断上涨。CALIS作为国家支持的公共服务基础，我们尽管会借鉴一些OCLC的模式，但是在利益上肯定不会像OCLC那样走的。OCLC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准市场、准商业化模式。

刘锦山：非营利并非不赚钱，只是说利润不分红。

陈凌：是的。

刘锦山：图书馆使用CALIS的编目数据，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陈凌：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刘锦山：不需要买一条给CALIS多少钱？

陈凌：不需要。

刘锦山：只有成员馆才可以下载吗？

陈凌：其实我们现在成员馆已经扩大了。因为经费一直是教育部拨的，高校馆肯定不收费。对一些公共馆，我们会适当收一点，但是价格非常低，一两毛钱，与我们有合作的公共馆或者不收或者以贡献换服务，就是公共馆承担一些工作，CALIS可以提供免费服务。

刘锦山：陈馆长，CALIS这么多服务，用得最好的、最多的服务是不是联机编目？

陈凌：联机编目、文献传递与资源发现都用得不错。

刘锦山：陈馆长，您前面谈到国家给的经费，“九五”期间是6000万元，管1998年到2000年；“十五”的经费管2004年到2006年，三期的经费管2010年到2012年。三期期间没有经费吗？为什么三期之间没有连在一起呢？

陈凌：三期建设期间没有经费，例如2001年到2004 就没有经费，就是说2002年、2003年两年一分钱都没有。因为每次项目结束后，只有验收完成之后才会进行下一期论证，而论证过程反反复复一直到论证成功，有时一年或者几年就过去了。因此，三期建设之间出现了间隔。而间隔期是没有经费的。“211三期”结束以后，2013年开始教育部给运维费的，这也说明教育部对CALIS工作的认可。如果前面两次间隔中间也有运维费，CALIS的效果会更好。

三、对青年同仁的寄语

1、从业经历与感想

刘锦山：陈馆长，您在图书馆领域有相当长的从业时间，请您谈谈您的从业经历和从业感想。

陈凌：我是199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参与CALIS项目，到现在16年了，要说年头也确实不短了。但是我始终在做单一的一件事情，全职做CALIS这方面的工作。尽管我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但是我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放在CALIS上头，而馆内的工作做的比较少，几乎没有太多的介入。

我到图书馆之前，在北京大学力学系做教员。刚开始是学校调我过来，配合来做CALIS项目。“九五”时期，在戴隆基馆长、朱强馆长的领导下，配合他们做一些系统的建设工作。后来，因为他们对我的信任，后两期建设CALIS可行性报告的编制和项目建设等等工作，都由我来主持，一直做下来。这么多年来，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信息社会阶段，图书馆本身作为信息服务方面的专业力量，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这支力量不能充分的利用，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损失。尽管信息服务不是只有图书馆才能做的，有各种IT技术，网络上的信息服务越来越多，但是图书馆馆员作为一支专业服务队伍，是别的行业不能取代的。如果说图书馆能被取代，那取代者也是有相当多方面受过图书馆的专业训练。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等应用越来越广泛，CALIS要促进整个国内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图书馆要更多地融入到其中。在我个人看来，图书馆不能仅仅局限于过去的信息传播模式、载体形态以及服务模式，进入信息时代，载体形态、传播模式、利用模式都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图书馆作为一个信息收集、管理、长期保存以及服务的机构，其服务重心一定要发生偏移，并且要寻找新的定位。因为技术发展使得过去很多只有图书馆才能做好的事情，已经被社会分工所做取代。尤其是数字资源建设和服务，读者自我获取资源的能力将来会越来越强，读者通过图书馆这个环节获取资源的需求可能会越来越弱；而且现在的读者获取资源越来越多不是立足某一个馆，而是立足于整个网络。同时，CALIS这种共享项目也是立足于整合资源，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做得越来越好，纯粹资源的查找方面，可能图书馆地位越来越弱，而读者自我获取能力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图书馆一定要向更深层次的知识服务方面发展——如何对大量的文献进行整序，从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来帮助我们读者尤其是高端科研人员，缩短他们获取有价值信息的时间；还有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知识，我们怎么来帮助科研人员，我们怎样利用图书馆这样一个中介进行知识服务，能否趟出一条路来？一定要趟出一条路来。现在我们的服务还没有真正得到这部分学术研究人员的认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尽管如此，图书馆这一行业是非常重要的。任何对这个行业的轻忽，都可能导致整个国家信息服务流于无序，大家在一个更加混乱的局面中获取信息，花费的成本会更高。因此，图书情报界要和IT界结合起来，大家共同摸索、构建一种更好的信息服务模式。我们国家有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的投资，我认为应该有条件闯出一条与西方不一样的道路。这方面我们应该走得更好一些，打好一些基础，但这一块还有待于我们去做。这个行业需要浴火重生，但前景是无量的。对我来说还是很高兴进入这个行业，而且十几年来始终没有离开，虽然期间有一些机构要请我离开，但这是我热爱的一个事业。我就是把它当作一个事业来做，希望能够为我们国家信息服务，为我们将来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2、对青年同仁的寄语

刘锦山：陈馆长，最近一二十年，是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黄金期，不少年轻的毕业生进入了图书馆领域，您对这些年轻的同仁有哪些期待呢？

陈凌：我很高兴地看到十几年来，图书馆馆员的素质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馆员而且相当多的人都是硕士以上学历，这就为我国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好的人才基础，这也是我有信心说刚才那番话的原因。我们确实要探索一种新的模式，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

如果要对这些年轻的同仁谈些我的期待，我有这么几个看法：

第一，做图书馆不要把它作为一个职业，而要当成一个事业。如果仅仅把在图书馆工作当作一个职业，当成谋生手段，那么很遗憾，这个行业不会提供优越的一个收入或者是报酬。图书馆本身是宏伟的一个事业，人类文明和信息的发展都离不开图书馆的支撑，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不能产生高额报酬。当然可以从事另一类信息服务工作，比如商业信息服务，这是可以有优厚的待遇的。必然有一批致力于图书馆事业的同仁，来做这种基础性工作。我们要把它作为事业来做。事业和职业的最大区别在于，职业是谋生的手段，事业是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爱好，为我们愿意为之投身的一件事情而努力工作，不是把回报看成第一位的。

第二，我们看看中国近代所走过的路，我有时候经常在想，我的爷爷那一辈人，经历过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那一辈人是在流血，他们使中国人重新站起来。我的父亲那一辈人，直到改革开放前，那个时候收入很低，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那时的产值很低，包括农业产生的剩余价值很低，必须把它们全部集中起来使用，因此他们用汗水创造的价值，被国家拿去集中使用了。他们流汗的结果，为我们今天的发展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就不会有现在的发展。当时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很大，但追赶的历程远远没有完成，即使到现在，差距还是很大。说实话，对图书馆越了解，就越知道和国外的差距。单从经费上来说，我们国内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一年的经费最高可能在5、6千万元人民币，耶鲁大学一年的经费是8千多万美元，哈佛大学一年的经费高达1亿1千多万美元，我们不说汇率比价，就按纯粹的数值来计算都比不过，更不必说耶鲁、哈佛有3、4百年的积淀，我们现在还没有追上他们。作为一个单馆来追赶是很难的，这就需要我们图书馆界同心协力共同追赶。每一个年轻人都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我们这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能不能追平？这是我们要认真考虑的事情。信息服务业对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如果信息服务业落后了，我们就始终会处于“食物链”的低端。在追上的同时，将来中华民族也能为世界做贡献。现在就是在追，还没有多少贡献。就如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能有什么贡献？我们要有志气，要快速成长，追上去，中华民族要恢复历史的光荣。进入图书馆界的同仁，要看到我们历史的责任，要全身心地投入。

参考文献——陈凌主要学术作品目录：

1.姚晓霞;赵永超;陈凌;王文清;.《基于SaaS的CALIS共享服务实践》《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年04期。

2.黄林晟;邓志鸿;唐世渭;王文清;陈凌;.《基于编辑距离的中文组织机构名简称-全称匹配算法》《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2012年05期。

3.姚晓霞;陈凌;朱强;.《CALIS服务政策的解析与实践》《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年01期。

4.姚晓霞;肖珑;陈凌;.《新世纪十年CALIS的建设发展》《高校图书馆工作》2010年06期。

5.姚晓霞;陈凌;.《CALIS数字资源保存的现状和发展策略》《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07期。

6.陈凌;姚晓霞;.《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共享服务及其成效》《医学信息学杂志》2010年01期。

7.姚晓霞;陈凌;戴龙基;.《对我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和启示》《图书情报工作》200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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