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晞：为阅读插上翅膀（图）

采访时间：2015年6月8日

初稿时间：2015年8月23日

定稿时间：2015年9月1日

阅读是增长知识、涵养心灵的重要方式，阅读也是提高全民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阅读是个人的事情，阅读推广则是政府、社会与图书馆责任。为阅读插上翅膀，是所有图书馆人的梦想，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主任吴晞研究馆员多年来致力于阅读推广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工作，为阅读推广和全民阅读热潮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e线图情采访了吴晞先生。

一、关于“全民阅读”

刘锦山：吴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请首先向读者朋友谈谈您的工作经历。

吴晞：我是下乡知识青年，从1972年到1978年做了六年的农活。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2年毕业。毕业后留校，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也教书,从助教一直做到研究馆员。因为我的专业是图书馆藏书(后来改称文献资源)，为此调到文化部图书馆司文献资源处任处长。1998年深圳图书馆的老馆长要退休，市里要招聘一位馆长。当时深圳市文化局的领导到北京开会,和我聊了聊，非常偶然和仓促就来到深圳图书馆担任馆长。那时家人和父母都在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孩子还在上中学，困难和阻力比较大，但是也没有考虑太多。因为我还是希望能从事专业工作。

刘锦山：吴老师，最近几年，全民阅读和阅读推广工作受到了业内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各地图书馆每年都以4月23日为契机开展大量精彩的阅读推广活动，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在立法进程中，各地纷纷出台了地方性的阅读促进条例，李克强总理将全民阅读写进了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并表示明年还要继续写进去。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全民阅读的热潮正在向我们迎面走来。您多年来一直担任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和深圳图书馆馆长，主持全国图书馆界的阅读推广和深圳图书馆的工作，请您结合您的工作经历谈谈近十余年来全民阅读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和特点。

吴晞：全民阅读实际上是当代特有的一种现象，不是本来就有的。阅读是本来就有的，不管是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强调读书和阅读，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之前。全民阅读是当代的文化现象，以前没有这种提法，即使有也不是现在我们理解的这种含义。全民阅读至少如下几层意义：第一，全民阅读有国家法律、政策做保障。国外主要是出台一些法律法规，国内主要是出台一些政府红头文件。因此，全民阅读要有一个正规的官方说法。第二，全民阅读是全社会动员的活动，不是某一个或者某些行业，比如图书馆界或者教育界做一些活动就可以称之为全民阅读，而是整个社会全体动员联动起来做的一件事情。第三，全民阅读的结果也是全社会性的，不是学校里老师教学生读书，阅读的结果一般局限于学生这个群体，这与全民阅读不是同一概念。

“全民阅读”这个范畴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我曾经归纳过两个标志点：第一是国际上“全民阅读”概念的出现。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4月23日为“世界阅读日”，它的本意是世界读书与版权日，现在我们一般称之为“世界读书日”或者“世界阅读日”，这样翻译也不能算错。此前和以后还有很多活动，但是联合国正式确定“世界读书日”是个标志点，标志着从世界范围内有意识地推动大家读书，这是国际组织正式推广全民阅读的一个标志。第二就是我国从1997年开始推动全民阅读。我当时在文化部图书馆司工作，该司后来与其他司合并为社会文化图书馆司，现在改叫公共文化司。1997年1月，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广播影视部、新闻出版署、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要求实施建设阅读社会的知识工程，工程由中宣部牵头，文化部具体操作，这是一个标志点。图书馆本来就是做读书工作的，但是有了“知识工程”通知之后意义就不一样了，因为九部委代表社会方方面面，这是社会各界动员，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这就是全民阅读，这不是老师督促学生读书，不是校长督促学生读书，不是哪行哪业的职工读书，而是全社会都开展的读书活动。

我当时的职务是文献处处长，我自始自终参与了这件事情。现在回想反思,当时能够适应潮流由政府推动社会阅读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遗憾的是没有与国际接轨。1995年联合国已经把“世界读书日”确定下来了，如果我们当时能够和国际接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读书日”结合在一起做，那一定非常出彩。但是那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缺憾。这个缺憾后来得到了弥补，2004年，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下发通知要求每年4月23日各行各业都要开展读书活动。因此，我们国家全民阅读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正式兴起，发展到现在形势越来越好。

现在大家对于什么是全民阅读，全民阅读从什么时候开始，全民阅读在我国怎么形成的气候，不是太清楚。应该说，全民阅读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我最近牵头做了一个关于全民阅读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借此机会我对全民阅读的来龙去脉进行细致的梳理。

刘锦山：吴老师，我从1995年就开始为图书馆做服务工作，我记得那时阅读推广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图书馆界的重视，更不必说全社会了。经过20年的发展，全民阅读现在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重视的一件大事，而图书馆在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起着主导作用，显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吴晞：上世纪90年代之前，阅读推广在图书馆的业务体系中属于比较边缘的事情，做不做、做多做少都可以。那时候阅读推广不是图书馆的核心工作，我做馆长对此也深有体会。现在阅读推广已经演变成图书馆必不可少的核心业务和核心活动，藉此体现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和核心价值观，学术界对此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认识。

从整个行业来讲，阅读推广活动的地位在不断提升。中国图书馆学会开始只有三个专业委员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委员会与对外联络委员会。2006年成立了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王余光教授担任主任，我担任副主任。2009年，大家感觉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这个名字不够贴切,经过研究改为阅读推广委员会，我任主任。因此，从行业上讲2006年大家就意识到阅读推广是一件大事，阅读推广与学术研究、编辑出版等图书馆原来的传统大事同等重要，现在阅读推广委员会是中国图书馆学会中最活跃、开展活动最多的专业委员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做的每件事情都要追求社会影响，能够推动全民阅读的开展，这是我们工作的宗旨。

当然，阅读推广也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需要，即使没有中央领导的指示和社会的推动，图书馆本身发展也需要做阅读推广。

刘锦山：深圳图书馆早期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情况如何？

吴晞：深圳市的阅读推广是全国开展最早的，从上世纪90 年代就开展深圳读书月，当时其他地方还没有做类似活动。后来全国各地都来深圳取经和学习，现在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做读书月活动。2013年，我看到的一份资料说当年全国有400多个城市开展了读书季、读书节、读书周、读书日等各种各样的读书活动，当时我就觉得不止400多个，现在就更多了，县级图书馆都在做这样的活动，现在是一种遍地开花的景象，难分伯仲了，各有各的特点。

二、关于阅读推广

刘锦山：吴老师，不少人可能会这样理解，“阅读”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读不读，或者读什么，似乎都是自己的事情，和他人无关；而“阅读推广”似乎是我们或者图书馆要让别人读，或者要指导别人读等等。因此，我们想请您谈谈阅读推广何以可能？何以必要？或者说阅读推广存在的根据何在？

吴晞：图书馆要不要对读者进行阅读辅导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国外图书馆学界的主流意见是图书馆不应该干涉读者的阅读自由，其立论的根据是没有证据表明图书馆馆员对文献的鉴别能力比一般读者会更强，更不用说与专业读者相比了，既然如此，那么图书馆员凭什么去辅导读者阅读呢？辅导什么？读者是否需要这样的辅导？这些都会成为问题。国内学术界主流意见也是图书馆不应该干涉读者的阅读自由。前段时间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写了一篇关于阅读自由的博文，他指出图书馆不应该干涉读者的阅读自由，不应该告诉读者什么是好书与坏书，图书馆没有权利做这件事情。黑龙江《图书馆建设》2013年最后一期以专刊的形式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也写了文章，我是同意程焕文教授的观点，图书馆不能干涉读者的阅读自由。阅读推广委员会过去的名字叫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意味着指导读者怎么去阅读，2009年大家意识到这样做不合适，所以就改名叫阅读推广委员会，我们来做阅读推广，而不是指导读者如何读书。

但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地看，因为读书问题、文献问题以及现在的数据库使用涉及到图书馆学专业与专业分工的问题，不是图书馆学专业的人员毕竟没有专业人员了解得清楚，图书馆员有必要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阅读推广（不是指导）。读者阅读和对文献的选择是自由的，但是我们有责任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而不能放弃这种专业化的服务，这是图书馆人的职业自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员就比读者高一等。例如，我们生病了就去看医生，迷路了就去问交警，这并不意味着医生和交警高我们一等，因为他们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为我们提供专业的帮助，这是他们的责任。图书馆和读者关系也是这样一种关系，读什么书是读者的自由，但是图书馆有责任为读者读书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和咨询以及帮助，这是图书馆应该做的事情。因此，阅读是自由的，是不应该受到干涉的，但不要绝对化地看这个问题，不应该因此放弃图书馆的专业责任。

刘锦山：吴老师，谈到阅读推广，一般都会涉及到推荐书目，请您谈谈如何编辑出比较好的推荐书目？

吴晞：推荐书目从理论上讲是件很好的事情，是图书馆应该做的事情。但是遗憾的是，现在好的推荐书目太少了。乾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之洞《书目答问》等传统书目，由于编者学术功底深厚，编法严谨，下功夫深，直到现在仍然是相关领域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书目。现在编书目应该学习这些优良传统，不能凭借一点虚名，什么书都不读就来编书目。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余光教授有一种书目编辑方法比较好，他不靠自己的好恶编书目，而是把很多大学者如朱自清、胡适、鲁迅、章太炎等编过的书目汇总起来，统计之后在看看哪些书是经典，哪些书是大家利用率最高的，哪些书是值得推荐的。这么多靠谱的人和书目都用的书，一定是有道理的。王教授的研究结果很有意思，谈起国学最重要的书目，多数人印象中一定是《论语》，但是王教授统计的结果是《诗经》，而且《诗经》的利用率比《论语》高很多。这种编法非常好，反映了很广泛的意见，没有掺杂个人好恶。但是这种编法也有其问题，只能编一些传统和经典的书目。用王余光的话来讲，1949年之前的书这种方法很管用，1949年之后的书这种方法不管用了。许多政府宣传机构都热衷编书目，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编的，和学术性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因此，王余光的方法很好，但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目前阅读推广的书目推荐问题，只能解决一些经典的书和传统的书的书目推荐问题。

此外，我希望有一些更接近现在实际需要的书目，这样的书目现在还是太少。为什么这样说能？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列的第一本书就是《说文解字》，朱自清认为想要看懂古书首先要认字，认识字了自然就会看古书，还有很多大学问家也这样认为。可是《说文解字》涉及到小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没有十年之功怎么能够读懂呢？我看了《经典常谈》之后，至少像我这样水平的人，是没有办法按照朱自清的思路去读书。因此，我们应该编辑出适合现在实际需要的书目。

三、图书馆与阅读推广

刘锦山：吴老师，请您谈谈图书馆在全民阅读的活动中的地位?

吴晞：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甚至起着主导作用，这并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们的一些优势确实是其他机构没有的，无论是普通的读者还是做学问的知识分子，都需要系统地读书，这需要有关学科、课题和领域系统的文献做支撑，而这些系统的文献只有图书馆才能提供，其他途径很难满足上述目的，这是图书馆作为知识服务机构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有些阅读是随便读读，即便如此我们也会提倡多读书，读好书，图书馆储藏的好书是最多的。假如某一课题涉及的文献有一百篇，要了解该课题的情况，至少需要阅读其中的八十篇，而这些文献只有图书馆才系统收集，其他机构或者个人一般没有图书馆收藏的全面。图书馆的这种作用用专业术语讲就是文献资源保障或者叫信息资源保障，这种保障功能或作用只有图书馆才有。如果到书店购买，书店只销售最近的新版书，十几年以前的书一般没有；如果通过个人途径去借、找，恐怕也不行，现在是知识、文献爆炸的时代，受各方面条件制约，个人不可能找的很全。因此，还是要依赖社会化途径和专业途径来解决资源保障问题，就像人生病了要去找医生，自己买个感冒胶囊只是解决小毛病，大的毛病还得去找专业的机构来解决。图书馆对于阅读的作用就是这样。

由此可能产生一个问题，现在网络化和信息化非常发达，图书馆文献资源的作用是不是像以前一样发挥作用呢？在数字资源和网络资源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图书馆的作用会越来越强的。网络看到的都是零散的信息，除非很专业才能辨别出来信息的对错和好坏，对绝大多数不是某个专业的读者很难分清对错好坏的。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和图书馆的藏书一样，是经过精挑细选和专业化处理的，都是免费向社会提供使用的。要想做学问，了解一些信息和知识，去图书馆数据库查找是最方便和可靠的途径。现在有些人还信网络上搜到一些不可靠的信息，这些信息的来源不正规。从图书馆数据库查找出来的都是可靠的信息，至少是经过专业筛选的信息。

刘锦山: 图书馆在阅读推广过程中有哪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吴馆长：首先，对阅读推广活动缺乏深入的研究。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很多，活动很丰富，次数和参加的人数都很多，但是我们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不少人只知其然不只知其所以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阅读推广初始阶段这种状态是可以的，从无到有，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等做起来再说，只知道发展方向是正确的；阅读推广发展到一定程度和水平，必须对其进行理论总结与归纳，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所谓理论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应用理论，把做过的事情总结一下，找出规律，然后举一反三，进而推而广之，大家都按照规律来办事。其二是基础理论，要把阅读推广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清楚，从形而上的角度讲清楚，“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道的角度说清楚，阅读及阅读推广为什么存在，存在的根据是什么，要建立自己的体系。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但也是更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人对此不太认可，因为阅读推广是一项应用性很强的工作，不是一项学术性工作，他们认为基础理论研究没有用，直接告诉大家怎么做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这次会做了下次未必就能做好，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我历来就是这么个观点，做任何事情都要先从理论上搞清楚，把国内外的情况搞清楚，这样自然就知道事情该怎么做了。另外，很多具体方法实际上也并不太成熟，刚才我讲的推荐书目，现在并没有几个好的书目供我们所用，这也需要研究。

总之，阅读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研究牵涉范围甚广，什么是阅读、为什么要阅读、怎么阅读、阅读文化、阅读辅导、儿童阅读、残障人士阅读、阅读立法、民间阅读组织都是我们需要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

其次，要注意显示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特色。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与文化站、学校和书店做的类似活动有什么区别，我们应该把图书馆自身的特色彰显出来。图书馆阅读推广自身的特色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把读者请到图书馆来。图书馆是专门的读书场所，专业的读书场所，永远的读书场所。书店一楼搞活动，三楼还在继续卖书。图书馆就是做读书的，所以我们讲要做市民的第三空间，这个第三空间是读书的空间，是文化的空间，是阅读的空间，这个地位是无可替代的。第二，就是把阅读送出去。我们办基层馆和分馆已经把图书馆办到社区和居民中间去，深圳市还有240多台自助图书馆，分布在各街区和角落，把我们的服务送出去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特点，别的行业没有。第三，图书馆有资源。图书馆有本身的文献资源基础和系统的文献积累，包括纸质文献的积累和数字文献的积累，这是其他机构没有的。因此，要想系统地阅读，图书馆是最好的场所，而且一切服务都是免费的，包括数据库的使用，极少量的数据库是因为数据库商的原因收点钱，也是象征性的，主体上都是免费的。我们要用这些特点来彰显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的作用，彰显图书馆的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很多图书馆阅读推广人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做了半天和文化站、书店、学校没有什么区别，这是我们需要纠正的问题。

刘锦山：吴老师，您是如何看待民间组织在阅读推广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呢？您如何看待图书馆与民间阅读组织之间的合作？

吴晞：刚才我们谈到，阅读是个人的事情，不是政府和机构的事情，图书馆归根结底还是政府办的机构，不能完全代替个人的阅读，所以一定要重视民间的阅读组织。民间阅读组织非常多，现在谁也不清楚有多少民间阅读组织，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深圳市文化局曾经牵头来做了一项调查，我也参加了。深圳的民间阅读组织非常多，有的是实体组织，有几间房子；有的是虚拟组织，网上一个论坛或者一个群，大家就在里面互相交流。这些组织很难具体统计清楚。作为公共图书馆，我们要和民间阅读组织联合起来去做阅读推广，不能忽视民间阅读组织的作用。民间阅读组织为什么能够存在？肯定有我们图书馆做不到的地方。图书馆觉得都做到了，该付出都付出了，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阅读组织？肯定是我们的服务不到位，当然也不可能全部到位。因此，要结合民间阅读组织的需求，与他们结合起来才可能使我们的服务到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王子舟教授在民间阅读组织学理上的研究做了不少工作。我看能否争取在深圳市立个课题，把深圳市的民间阅读组织状况调查清楚。如果几个大的省市都搞清楚了，那么关于民间阅读组织的研究就很好做了。民间阅读组织很愿意和我们合作，他们缺乏资金和人员，都是志愿做这些事，如果能和图书馆这样资源比较丰富的机构结合在一起进行阅读推广，他们很乐意。

参考文献——吴晞主要学术著作目录：

一、专著

1、藏书组织学概要.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纪略.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文献资源建设和图书馆藏书工作手册.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

4、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本书被收入“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再版）

5、天下之公器.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6、斯文在兹.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

7、天下万世共读之.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 中国当代图书馆馆长文库.

8、图书馆史话.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中国史话丛书.

9、清话书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二、译著

1、西方图书馆史（与靳萍合译）.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