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出版价值：知识生产与知识评价（图）

编者按：这个春节，最热的话题一为中国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超过美国电影《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成为全球单一市场票房冠军——即一部电影在一个单一市场能取得的最高票房成绩。其二就是中国的人工智能Deepseek（深度求索）爆火，推出后一天时间霸榜开源模型，并在性能上与OpenAI的GPT-40不分伯仲。要知道，Deepseek背靠的Deepseek-R1大模型并没有使用高算力的芯片，用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堪比OpenAI01的大模型性能。由此，英伟达股价一晚跌了16%点多，相当于一夜蒸发了六千多亿美元——原因很简单，Deepseek的出现，证明高端算力芯片对大模型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Deepseek能做诗，会写小说，还可给出具有深度、逻辑缜密的答案。人工智能正在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变革，加速整个社会的智能化。那么，人工智能时代，以内容生产和运营为行业根本的出版业，其不容替代的价值为何？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何明星在接受浙江大学出版社营销编辑朱虹的访问时，其分析虽着眼于当下，却从历史角度展开——其一是世界著名跨国出版集团施普林格出版社专业化知识生产的历史，二是“立言不朽”这个两千年间塑造了中国文化基因的价值观对于中国出版的影响。话题焦点集中在专业化知识生产与知识评价的巨大价值上，以及出版作为组织知识生产的体系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上。事实上，AI的深度学习和不断精进，正是建立在知识生产的庞大体系上。由此，该访谈有力回应了数字AI时代，专业化知识生产为何不可替代的热点问题。

本报特刊此访谈，以飨读者。

专业化知识生产无法替代

朱虹：《德古意特出版史：传统与创新1749—1999》和《施普林格出版史：诞生、逆境与成熟(1842—1945)》，并不仅仅描述了出版企业的发展历史，更多还涉及到知识生产专业化的历史。您是这两本书的译者。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出版社很多，您为什么单单选择德国这两家出版社的发展史来进行翻译呢？

何明星：选择这两家德国出版社，有两个原因。我长期做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研究，探讨中国成为出版强国的渠道与路径。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出版强国、大国有很多标准，是否对人类文明发展有贡献，是非常重要的标准。20世纪的德国在医药、工程、机械、电气等诸多领域的科学技术发明独步全球，曾是世界的知识中心，首先关注德国是题中之义。而世界知识中心的形成，与是否有一批世界级的出版企业密切相关。研究德国出版企业的发展壮大史，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早日成为出版强国很有帮助。

朱虹：在您看来，成为世界知识中心，有怎样的标志？

何明星：成为世界知识中心有多个标志，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世界领先的教育。比如20世纪的德国是20世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目的地。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当时美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化学家、地理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天文学家等大多都有德国留学经历。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就是仿照德国建立起来的一所研究型大学，被戏称为“巴尔的摩的哥廷根”。中国也有很多留德的学生。比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1907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心理学、美学和哲学，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1910年、1921年两次在洪堡大学学习，季羡林先生1935~1946年在哥廷根大学留学。

第二个标志是语言。20世纪世界科学技术的通用语是德语，并不是目前大家熟悉的英语，绝大部分的医药学文献语言是用德语写成的，甚至包括机械、电气、工程等领域，德语文献非常多。当时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俄罗斯和日本的学者都用德语撰写学术著作。

这些德语的科学技术文献，其中有图书、有期刊，这就与我们研究的德古意特、施普林格等德国出版企业密切相关。正是拥有一大批出版企业，才形成了德国的世界知识中心地位。领先世界的教育、一批世界级的科学技术专家背后，矗立着一批世界级的出版企业。出版是建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大厦的钢筋水泥，没有一批德古意特、施普林格这样的出版企业，就没有德国的世界知识中心地位。出版作为知识生产体系的巨大价值和不可替代性，是我在翻译完这两本书后最为深刻的体会。而这一点，被学术界长期忽视，我们出版系统的人，自己也没有充分意识到。

朱虹：在1840年到1914年这个时间段，德国是世界知识中心。在您的印象中，有怎样的出版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何明星：我在翻译《施普林格出版史：诞生、逆境与成熟（1842—1945）》这本书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施普林格出版社专业化知识生产的故事。专业化知识生产，其实就是发挥出版的组织功能，组织各个行业、专业领域的专家来进行。知识生产过程包含图书撰写，也包含排版、设计、印制与发行传播。施普林格在走上专业化科学技术出版之前，出版的图书内容既有文学作品，也有旅行记录，还有受托出版的经济、政治、法律等图书，探索了20多年后才逐步走上了专业化之路。施普林格在晚年与著名的药学家哈格尔合作，为施普林格出版社带来第一桶金，也是专业化发展道路的开始。施普林格的两个儿子执掌出版社之后，继续沿着这条路发扬光大，逐步确立了科学出版商的世界地位。

施普林格与哈格尔的故事很具代表性。哈格尔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药理学家，也有人称之为药理学作家。他与施普林格合作的第一个项目是出版《德国药理学核心期刊》，自己承担生产、印制成本，施普林格负责推广、发行和广告承揽。1859年6月1日出版，到7月中旬，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发行了2000份。《施普林格出版史：诞生、逆境与成熟（1842—1945）》一书介绍了施普林格是如何为这本期刊寻找药剂师等目标读者的故事。由于合作很成功，施普林格与哈格尔连续合作了系列图书、杂志，如《药剂师初学者的92门课》（1968年）、《德国药典评注》（1872年）、《药理学应用手册》（1874年）等专业图书。

由于是专业化的知识生产，很多图书印制精良，市场效果很好。其中有一本书名是《显微镜和其应用：药剂师、医生、公共卫生官员、商人、工程师、教师、肉类检查官等应用指南》。从该书冗长的副标题所列出的职业群体，可知该书主要是面向专业读者。该书从1866年出版之后就不断再版，一直持续到二战后，70年间畅销不断。《药理学实践通报》第一卷印刷了3000册，之后马上重印1000册。接着出版的第二卷，印刷了4000册，不久又销售一空。

由于合作十分成功，哈格尔甚至担心施普林格去世后，施普林格的儿子们是否能够如他的父亲一样与之精诚合作。此后的事实表明，施普林格出版社的第二代掌门人更为优秀，不仅专业化出版医药药学书刊、通报，还在此基础上拓展了机械、工程、化学、电气等科学技术领域，历经一战、二战的艰难险阻，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技术出版集团。

朱虹：施普林格出版社聚合了机械、工程、电气、医药等诸多领域的知名学者，这在任何一个出版社都是令人羡慕的。施普林格是怎么做到的？

何明星：哈格尔的成功，其实就是专业化分工合作进行知识生产的成功。第二个案例是施普林格出版社与《德国工程学报》合作的故事，这个案例更为典型地体现了专业化知识生产的重要性。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正是西方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一些工业技术发明创造可谓高歌猛进。书中以发动机功率大小的马力（horsepower）数值，衡量德国爆发式发展的速度。1875年德国仅有9,4700万匹，而20年后的1895年迅速扩张到30,5100万匹，1907年达到了破纪录的79,9800万匹。同样翻倍增长的还有金属冶炼业，1889年的产值是10年前1878年的两倍，1904年是10年前1893年的四倍。但与时代的爆发性发展不相称的是，相关发动机制造等机器工程领域的实用出版物却不多，出现这种极为不相称现象有多重原因。

首先是工程师不愿意撰写图书，因为这些工程师更乐意在专利获批后才肯写书进行传播；其次，一些工厂和企业担心他们的工程师撰写图书，会将本企业在行业里的成功经验泄露出去，市场竞争优势消失，因此许多公司、工厂甚至禁止员工撰写专著或编辑相关期刊；最后，一些机械工程师通常都不擅长写作，加上对版税的过高要求。这就造成德国蓬勃发展的工业化时代，反而机器工程领域一些新技术、新发明等实用出版物不多的现象。

施普林格的二儿子弗里茨·施普林格1873～1876年在德国最为领先的机械制造培训机构卡尔斯鲁厄工程学院（Karlsruhe Polytech⁃nic）学习3年，毕业后又进入德国机械技术最为先进的路易斯·施瓦茨科夫工厂工作。在整个学习、工作期间，他痛感当时德国机械领域杂志、期刊和图书实用性不强，严重脱离工作实际，不得已自己订阅英文杂志。执掌施普林格出版社后，便主抓机械工程类文献的出版。

此时有4000多名会员的德国工程师协会所主办的《德国工程学报》，因为稿源不足而不能定期出版，刊登内容不够实用，没有时效性，受到会员的批评，与弗里茨·施普林格在学习机械工程时所遇到的问题相同。施普林格出版社经过竞争，不惜高额代价，获得了《德国工程学报》的出版权。条件是保证德国工程师协会的收益达到24000马克（比其前一年的收益高20%），同时还交纳了5万马克的担保金。施普林格出版社在1882年1月1日起（第26期）接手该刊之后，创新了经营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当时德国的广告计算，采取的是以某种字体所占据的行数来计算费用，这与当时在德国流行的以字数、行数来计算支付稿酬一样。施普林格出版社把以字数计算广告价格的计价模式，改变成为以厘米、毫米占据版面空间的计价模式，大大提高了广告收益。这种广告计价方式，在今天的中国依旧通行。《德国工程学报》1880年的读者订阅份数仅为4500份，到了施普林格出版社接手的1906年，达到了24500份，增加了5倍。杂志页数也从每年400页（每期30多页）增长到1912年全年的2400页（即每期200页左右）。协会的全年盈利额也从1882年的2.4万马克，上涨到1906年的57.6万马克。

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德国工程师学报》，除了获得经营利润之外，还将《德国工程学报》的一些内容单独结集出版成书，书中刊登了一些制作精良的大桥工程的图片。最为重要的是，施普林格出版社掌握了一大批德国工程师作者资源，这是出版的核心。《德国工程师学报》的成功，其实是专业化知识生产的成功。

施普林格出版社并不是一味追求具有教授、专家头衔的作者，而是不拘一格。施普林格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线电工程师的合作故事，特别具有启示意义。

1915年夏，欧根·内斯珀（Eu⁃gen Nesper，1879—1961）主动向施普林格出版社投稿。这是一本关于无线通信的书稿。但因为一战期间，科学图书销量低迷，没有合作。三年后的1918年11月8日，这位作者再次来到出版社，书稿扩充了很多内容，插图就有1000幅。作者没有什么名气，仅仅是一个专业人士。由于一战后德国通货膨胀，不可能出版这么大体量的一本书，但是该书稿对于无线电技术、应用等细节介绍得十分通俗易懂，言简意赅，最后施普林格下决心出版该书。

1921年6月该书出版面世，书名为《无线电爱好者》。施普林格出版社采纳了作者的建议，在书的后面，刊登了一些作者自己承揽来的无线电设备和配件公司的广告。初版印刷了2000册，且使用了最高质量的书布装订和铜版纸印刷。该书在德国国内的销售异常火爆，还出口到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此后不断加印，8个月达到2万册，几台印刷机同时开印，仍然满足不了需求。施普林格出版社以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连掌门人小尤利乌斯·施普林格本人都感到非常惊讶。该书40%—50%的生产成本是由广告收入支付的。

该书畅销的时代背景，是一战后的欧洲，无线电技术已经大大普及，德国有成千上万的无线电爱好者和发射台。这本书具有科学性、可靠性和实操性。作者凭借一线从业的经验、知识，加上通俗易懂的文风，成功地吸引了大量无线电爱好者阅读、购买。

类似这种不拘一格的例子还有很多。德国工业爆发式发展，大量工厂的出现，导致了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群体的出现。要满足工业化生产的需要，这个群体必须掌握最为基本的机械知识。施普林格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在反复游说、动员不果的情况下，1911年该社首先引进美国专家亚历山大·卢卡斯撰写的《机械手册》，从英文翻译成德文。该系列所涉及的主题包括：车削、冲压、压制、螺纹切割、钻孔、粉碎、磨削等多个环节。在此基础上，1913年，小尤利乌斯说服了柏林工程师恩斯特·维斯胡恩成为编者，面向“工厂师傅”的群体出版系列工程技术图书，每册有40～50页，满足了德国日益增长的庞大的“工人师傅”群体的需要。1921年施普林格又出版了“工作坊图书”系列，每一本也是40至50页，定价仅为1马克。“工作坊图书”专门邀请一线工程师撰写，每册包含100多幅专门制作的技术插图。第一册《新焊接办法》印数为5000册，出版后获得热烈欢迎，此后该系列一直出版到1973年，累计出版了125种，时间长达62年。

我们常说德国职业技术学校的培养体系很完善，德国的“蓝领工人”如何厉害，但是通过《施普林格出版史：诞生、逆境与成熟（1842—1945）》一书来看，德国对大量“蓝领工人”的成功培养，类似施普林格出版社这样知识生产的专业化机构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也再次验证了开头说的话题，出版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大厦建设的钢筋水泥，是不可替代的。

朱虹：专业化知识生产，应该生产什么样的知识呢？

何明星：这里也有一个出版社的作用发挥问题。施普林格出版社早在100多年前就出版了一系列食品安全方面的图书，是全世界出版社中最早关注这个领域的，体现了“把关人”的作用。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德国处在工业化爆发式发展的时代，饮用水、空气污染日益严重，特别是当时德国食品造假以及有害防腐剂添加，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这种现象日益引起社会不满和当时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施普林格及时出版了一批批判与揭露水、空气污染以及食品造假等社会现象的图书。最早出版的揭露食品造假的图书，是1875年出版的由沃尔奇纳（Walchner）撰写的《人类的食物造假和食品污染》一书，此后便出版了一个系列。包括1878年出版的“食品化学之父”约瑟夫·科宁的两卷本《人类食物中的化学》，指出了食物添加剂的危害。同一年出版的《食品造假：食物等消费品调查与再评估——“防止食品造假协会”实验报告》以及《造假者之歌：相关流行短语以及相关意义注释》等，都属于对当时德国的食品造假与造假手法给予揭露和批判的图书。科宁就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奎宁”消炎药的发明者。1879年5月14日，科宁促成了德国首部食品法的制定并出台，1880年出版了科宁的《餐饮中的化学：食品加工成分、掺假和识别判断》（第二卷）。

出版对于人类社会有益、对于人类健康福祉有帮助的图书，这种价值理念很多人都认同，但是施普林格出版社却最早做出了实践，为全世界出版社做了榜样。不是所有的科学发明都对于人类有益，因此特别需要出版——这个专业化知识生产机构在其中发挥作用。

对AI时代出版人的启示

朱虹：您翻译完该书后，曾提到“时代的更替”。书中介绍的是施普林格在工业文明时代波澜壮阔的出版实践，现在已经是AI大数据时代。那么，施普林格出版社的故事，对于AI时代的出版人有哪些启示？

何明星：中外学术界一直都以为，知识生产是大学、研究机构的事情，对于出版社，只注意到它的知识传播功能。其实除了知识生产的组织、传播功能之外，出版社也是知识生产的专业化机构之一。出版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还有发现、评价的功能。

当时的德国，神经医学尚没有单独成为一个学科，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散见于精神病学、解剖学和普通医学的出版物中。施普林格首先认识到应该单独设立一个学科，于是在1910年，第三代掌门人小费迪南德·施普林格出版了《完整神经学和精神病学通报》，1912年又出版了《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全领域专论》系列丛书。该系列文献的主编除了神经领域的专家之外，还有中国人所熟知的爱洛斯·阿尔茨海默（Alois Alzheimer）。他是德国精神科医师及神经病理学家，“老年痴呆”仅仅是阿尔茨海默的一个医学发现，其实他还是一名优秀的医学文献编辑。神经医学学科并不是哪一个医学专家提出的，而是施普林格出版社确立的。这就是出版社的知识发现功能。

出版作为知识生产的专业机构，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知识评价。我在翻译《施普林格出版史：诞生、逆境与成熟（1842—1945）》一书时，其中有个关键词汇“Handbook”，有学者把其直译为“手册”，我是不赞成的。通观全书，其实是一个系列出版物，一年出一期，有时候一年出几期，不断更新，定期阅读。对于读者来讲，定期阅读与单本图书不一样，会形成品牌依赖，就是期刊、杂志的功能。其中内容大多都是某个学科、领域的发展最新情况介绍，其中包含着重要的知识评价功能，因此在中文语境下，应该是“通报”。

这些通报主要是什么内容呢？邀请相关领域的学者，对相关发明、技术应用做评价。而评价，就体现了出版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守门人作用，并由此确立了施普林格出版社科学出版商的权威地位。伴随着工业文明的爆炸式发展，人类对于疾病的认知、治疗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进步。大量新药品、新疗法出现，导致很多医生难以从眼花缭乱的广告宣传中获得有价值的判断。从堆积如山的医学报刊中筛选对疾病治疗有价值的信息，已经成为一项紧迫需求。施普林格在此时出版的大量医学类通报，就有对一些新发现、新发明予以评估的出版物，满足了人们对于健康、疾病知识的迫切需求。除了上文所介绍的《内科学通报》《神经学通报》之外，1906年施普林格出版了由保罗·埃里希担任主编的《生物化学通报》，1913年创办了《外科学中央通报》，1913年出版了《妇科及产科核心通报》，1914年出版了《眼科核心通报》等。除了医学领域之外，施普林格出版社还有工程学通报、机械学通报、电气通报，等等。1928年就有41种新通报面世，合计总价3650马克，截至1933年，施普林格已经拥有了315种通报。

此后通报系列成为施普林格出版社的核心产品，也成为准确、权威、专业科学知识文献的象征与标志，成为从业人员的首选，也是当时德国图书馆、大学、研究机构的标配产品。其中大部分通报发展到今天，都成为全世界的顶级刊物，差不多都是SCI、SI刊物，也构成了今天施普林格科学文献数据库的核心。这就是出版社的专业化的知识生产与评价功能。

专业化的知识评价非常重要，这里有一个逻辑起点问题。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了一门课，名称是“中国出版文化史”，主要内容是中国传统图书价值观对于中国出版的影响。春秋战国时代就提出了“立言不朽”的理念，其中汉代的司马迁通过撰写《史记》，第一个实现了“立言不朽”的典型。司马迁对于中国出版文化的影响非常大，从此之后的中国知识人都以司马迁为榜样。比如明代有一个名为刘若愚的太监，因为魏忠贤的倒台，而被处斩监候。他在监狱里，以司马迁为榜样，发愤著书，详细记述了自己在宫中数十年的见闻，写成了颇具特色的明代杂史——《酌中志》。通过这本书，让后人知道了明代皇帝起居饮食的一些情况，包括明代永乐大典的用纸、刷印、墨水的数量、价格等。

“立言不朽”成为浸透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中的基因。图书在中国知识人的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已经与人生目标、生命价值的实现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今天中国出版业界的“三审三校”规范，就是这种价值观在整个行业里一种潜移默化的转换。在严谨、准确的知识生产这一点上，中国出版是独步全球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出版机构，都没有中国的“三审三校”。

站在中国出版文化的逻辑起点上进行知识评价，我们有很多话说。

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就是对于利润的无止境追求。一些冠以“科学发明”面具的科技发明与创新，有许多是对于人类有害甚至反噬人类自身的。这个时候就需要知识评价站出来，发挥警示作用。

数字化给出版的专业化知识生产的相关环节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但是出版的知识生产组织、传播、发现、评价功能并没有变，反而更应该突出一些功能，比如“知识评价”功能。

AI是人类已有知识的数字化应用，这种应用首先应该建立在知识准确的基础上的。2024年10月，中国版协外译出版工作委员会主办了一场“人工智能”的学术会议，有个学者就用现有的几款AI产品检索了自己，发现不是张冠李戴，就是不完整。这就表明数字化时代，更需要严谨、准确的知识生产。对于知识对错的判断，不能够完全交由AI，因为对错本身就蕴含着道德、伦理的价值观问题。

中华文化在人类伦理道德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政治方面“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经济方面“以义制利、义利兼顾”，文化方面“多元包容、文明互鉴”，这些两千多年前的思想智慧，今天仍在发挥着作用。特别是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人本主义传统，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出版参与全球治理、矫正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人类社会500年来诸多发展弊病的思想来源，也是中国出版能够走向世界的主要依托，就像施普林格出版社依托西方科学技术走向全世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