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让-保罗·萨特
2011/11/8 点击数:1153
[作者] 故乡书屋
[单位] 故乡书屋乡村公益图书馆
[摘要] 萨特出生于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幼年丧父,从小寄居外祖父家。他很小就开始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学时代接触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1924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获大中学校哲学教师资格,随后在中学任教。
萨特出生于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幼年丧父,从小寄居外祖父家。他很小就开始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学时代接触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1924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获大中学校哲学教师资格,随后在中学任教。1933年,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接受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回国后继续在中学任教,陆续发表他的第一批哲学著作:《论想像》、《自我的超越性》、《情绪理论初探》、《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等。1943年秋,其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出版,奠定了萨特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二战期间应征入伍,1940年被德军俘虏,第二年获释。20世纪40年代,萨特既在战场上,也在文坛上参与反法西斯运动。1950年代,萨特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1960年代,萨特和他的终生女友西蒙·德·波瓦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地最敏感的前线上:1960年加勒比海危机时,他们在古巴;1967年中东七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在加沙地带。1964年,萨特更以他的超常举动,令世界震惊。这就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拒绝。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拒绝诺奖的人(之前有两人因政治原因被迫拒领)。理由是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和一个研究炸药的人联系在一起。萨特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 1960年代后期,法国多次发生学潮和工潮,而萨特始终是运动中的精神领袖。萨特认为“哲学家应该是一个战斗的人”,他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他反对冷战,1954年曾经怀有很大希望访问苏联,但看到实际情况后又觉得很失望。他先后访问过北欧、美国、中国和古巴,在苏联入侵捷克后,他断绝了和苏联的关系,他的原本暗示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领的剧本《苍蝇》在捷克上演,成了反对苏联占领的代言,受到捷克人热烈的欢呼。1971年以后,他走上街头,亲自兜售左翼书刊,参加革命活动,提出“用行动来承担义务而不是言词”。
萨特于1955年9月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9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毛泽东、陈毅分别接见了他。
1980年萨特去世时,巴黎有5万多人自发参加了他的葬礼。
主要作品
《恶心》(La Nausée 中篇小说 1938)
《墙》(Le Mur 短篇小说 1939)
《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 哲学 1943年)
《反犹分子》(Anti-Semite and Jew,1943年)
《苍蝇》(Les Mouches 剧本 1943)
《自由之路》(The Roads to Freedom 长篇小说 1945)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亦译为“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哲学 1946年)
《恭顺的妓女》(La Putain respectueuse 剧本1946)
《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哲学 1960年第一册 1985年第二册)
后世评价
后人对让·保罗·萨特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基本上依然是左派褒者多贬者少,右派贬者多褒者少。
直至如今,争论还在继续。当萨特百年诞辰和25周年祭日来临时,关于他的评论是五光十色的:有颂扬,有批评,有反驳,有善意的调侃,有恶意的嘲弄,把萨特弄成了一个千面人。法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EXPRESSE”新闻周刊的有关专号是以如下句子作为主题的:“萨特总是搞错吗?”这提出的就是在今天如何看待萨特的“错误”的问题。
萨特曾在美国一家杂志写过一篇哲学杂文,其中说:“我想创造一种炒鸡蛋,期望它能表达存在的虚无。但到烧成,它却并非如此,只飘散出一股奶酪味。我眼睁睁地看着盘子里的它,而它却不回答我。我试着把它端到黑暗里去吃,但这一点儿也没用。马尔罗(萨特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建议我在里面加辣椒粉。”如今的萨特也如一盘炒鸡蛋,人们在里面添了不少料,很难再找到其原味了。
但即便有争议也无法抹去萨特在各个方面做出的贡献。2005年是萨特诞辰100周年,从3月至6月,法国和世界各地有许多纪念活动。其中6月21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将举行正式的纪念仪式,同时有连续两天的大型讨论会。法国国家图书馆3月起举办为期半年的题为“萨特和他的时代”展览会。摩纳哥还专门发行了一枚1.11欧元的萨特纪念邮票。在法国,报纸头版、杂志封面上,随时可看到萨特手持雪茄的著名照片;电台、电视台则不断有专题节目播出。时值春季,有此风气,以至有“萨特之春”的说法。
拒领诺贝尔奖声明
我很遗憾这是一件颇招非议的事情:奖金被决定授予我,而我却拒绝了。原因仅仅在于我没有更早地知道这件事的酝酿。我在十月十五日《费加罗文学报》上读到该报驻瑞典记者发回的一条消息,说瑞典科学院可能把奖金颁发给我,不过事情还没有决定。这时我想,我只要写一封信给瑞典科学院(我第二天就把信给发了),我就能改变这件事情,以后便不会再有人提到我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颁发诺贝尔奖是不征求受奖者的意见的。我还认为我去信加以阻止是及时的。但我知道,一旦瑞典科学院做出了决定,他就不能再反悔了。
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正如我在给瑞典科学院的信中说明的那样。我在信中提到了两种理由,即个人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
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如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勋章,我拒绝了,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同样,我也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虽然我的一些朋友这样向我建议。
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持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罗·萨特”还是“让-保罗·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决不是一回事。
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罗·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连进去。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
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胜者”,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哪怕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譬如,南美一位伟大的诗人聂鲁达就没有获得这项荣誉。此外人们也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路易·阿拉贡,而他却是应该获得这一荣誉的。很遗憾,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本国却是一本禁书。人们也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通过相似的举动来获得平衡。倘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当我们签署“一二一人权宣言”的时候,那我将十分感激地接受该奖,因为它不仅给我个人,而且还给我们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可惜这并没有发生,人们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把该奖授予我。
瑞典科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这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它在于有权利拥有不止一双鞋和有权利吃饭。在我看来,接受该奖,这比谢绝它更危险。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顺从了我所谓“客观上的回收”。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科学院的意见,但它却清楚地表明,一旦我接受该奖,右派方面会做出何种解释。我一直认为这一“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我时刻准备在我的同伴中间承认我以前的某些错误。
我的意见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必然会做出的资产阶级的解释。
最后我再谈一下钱的问题。科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或者接受这笔奖金,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运动。就我来说,我想到了伦敦的南非种族隔离委员会。或者因为一般的原则而谢绝这笔奖金,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助。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显然我拒绝这笔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只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无论东方或是西方。然而你们也不能为了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而要求我放弃原则,须知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你们的,而且也是你们所有的同伴所赞同的。正是这一点使我无论对奖金的馈赠还是对我不得不做出的拒绝感到十分为难。
最后,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