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纯元先生（1956.8-1999.10.28）于1997-1998年对美国图书馆学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学派”进行了系统研究与论述。黄先生所论的“芝加哥学派”，实际为“芝加哥学派图书馆学”或者“图书馆社会学派（school of library sociology）”，它与芝加哥社会学派有着密切联系。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The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以下简称GLS）成立于1928年，正是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实证研究风气极盛，而且在研究方法上逐渐完善的时期成立的。1928-1942年，GLS是美国唯一具有博士课程的图书馆学校，GLS在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所进行的一系列开拓性的图书馆学研究活动，开创了崭新的研究风气，并形成了新的研究规范，对以后的美国乃至于世界的图书馆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在GLS所进行的研究以及所开创的研究规范称之为“芝加哥学派”。

据百度百科，“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是许多不同学科学派的统称，因这些学派都源自于芝加哥大学(或芝加哥市）， 故名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包括芝加哥经济学派、芝加哥社会学派、芝加哥建筑学派、芝加哥传播学派、芝加哥数学分析学派 、芝加哥气象学派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和芝加哥社会学派（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笔者以为，黄先生所论述的“芝加哥学派”，全称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学派”，这样或许能有更好的区分度，表意更准确。

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GLS所从事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图书馆学的各个方面，尤其在阅读研究、图书选择理论、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等领域取得很重要的进展。GLS在1931年创办了研究型的学术期刊《Library Quarterly》，它记录了几乎自GLS创办以来的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代表人物有韦普尔斯（D.Waples,1893-1978）、伯埃尔森（B.Berelson,1912-1979）、巴特勒（P.Butler，1884-1953），他们曾经先后担任过GLS院长，并对芝加哥学派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代表了不同的学科背景。

韦普尔斯是教育心理学博士，1928年调入新成立的GLS，是创办初期的4位教师之一，在GLS任教15年，最大的贡献是把社会科学中通行的科学研究方法带入图书馆学领域，并通过这种新的方法论训练影响了整整一代GLS的学生，使他们形成了一个风格鲜明的研究“学派”。韦普尔斯及其追随者的阅读研究成果，都是通过对问题的要素的分解，然后通过直接观察或调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运用各种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验证假说，阐明反映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原理性和规律性的见解。

伯埃尔森是韦普尔斯的学生，1941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舆论决定要因与传播媒体的关系》，他的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法，尽管他的研究课题超出了图书馆学领域，但是他的研究方法与芝加哥学派所提倡的重调查、重数据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一脉相承。1946-1952年，他回到了GLS并担任院长，因参与对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美国公共图书馆调查（1948-1950），并作为该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和代言人而名噪一时。伯埃尔森是韦普尔斯的实证研究思想的最忠实的体现着和继承者，且由于他对韦普尔斯的实证研究思想和方法加以发展和系统的理论化从而形成了一种被后人称之为“Wapls-Berelson模式”的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特色。他的图书馆学研究观，从本质上说，就是把图书馆学变成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一种可以验证、可以定量的“硬知识”，就必须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和行为科学一样的方法论原则：第一，研究的程序必须具有公开性。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都必须是“可交流的”、“被交流的”；研究的经验数据是“大家都能获得到的”。第二，研究的方法、对象、数据、概念都必须是经过明确定义（指操作定义）。第三，数据的收集必须是客观的。第四，研究的结论是可以“重现的”，其它研究者通过同样的程序可以检验这个结论的真伪。第五，图书馆学知识应当是系统化的、可以积累的。第六，研究的结果最终是可以用于解释、帮助理解和预见图书馆现象的。这些原则是对韦普尔斯的图书馆学方法论的总结，也是他自身指导GLS研究的基本准则。

巴特勒先后获得过哲学、文学和神学等多个学科的学位，1916年进入纽贝里图书馆工作，1928年受聘GLS兼职讲师，1931年成为正式讲师，直至1952年退休。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1933）作为图书馆学史上最早的、影响比较大的一本纯理论性著作，作为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纲领”受到高度评价。巴特勒主张“作为科学的图书馆学”基本立场，认为图书馆可以而且应当作为科学的对象来对待，采用常用的科学方法，对其进行客观观察，要素分解，定量分析等操作。他认为，图书馆学作为一门“专业”，和其它任何专业一样，有技术、科学、人文学这3个层面。以往的图书馆学过分强调了技术的层面，而忽视了科学和人文学的层面。今后应强调科学和人文学层面，对科学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巴特勒和韦普尔斯均为GLS的早期的教授，同样具有人文科学北京，且均为主张图书馆学应当成为“科学”的两位代表人物之一。

芝加哥学派的图书馆学是强调把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来研究的。从巴特勒的“图书馆的社会问题”到谢拉“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作为社会机构的图书馆”是支撑他们理论的基础概念。从“社会机构”的角度来探讨图书馆是芝加哥学派探讨问题的起点和视角。黄纯元认为对芝加哥学派的一些理论前提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3点：（1）对从社会认识和个人认识的转换的角度去评价图书馆社会功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和文化的交换”的理论过于“简单化”了。（2）把图书馆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搞颠倒了。（3）“文字记录的利用”和“社会进步”不可能如此“直接地”表现为因果关系。尽管芝加哥学派的上述理论主张存在者一些致命的缺陷，但是它对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正是这些针对芝加哥学派提出的理论观点的批判性思考，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从信息传播的角度”、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的图书情报学的理论模式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芝加哥学派建立了图书馆学研究的“社会科学规范”。严格地按照经验社会科学的而研究规范，即强调定性或定量的数据基础，强调研究者的客观和中立的研究立场，强调科学的分析技法，强调研究结论的可验证性。这对于当时以实践经验为基础依靠直观的、主观的论证的“思辩”式的图书馆学研究，和技术崇拜主义的研究风气是一个极大的冲击。美国当代著名的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代表人物之一Harris认为，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实际上是作为“科学的图书馆学”研究的真正的起点。

黄纯元认为，通过对芝加哥学派的历史回顾可以领悟到：发展我国的图书情报学必须要充分汲取现代社会科学的营养；应当重视建立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应当重视图书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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