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档案文献编纂学学科性质的认定

关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学科性质，目前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传统的也是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认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政治性、研究性和服务性的工作。此以徐绍敏、曹喜琛为代表。徐绍敏在《档案文献编纂学》中称：“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就其本身内容以及与外部社会的关系而言，是一项具有政治性、服务性和研究性的工作。”[1]曹喜琛的《档案文献编纂学》中把档案文献编纂看作是一种条件性的工作，是提供客观材料为其他各项工作准备条件的，是政治性和研究性较强的条件性工作。这种条件性从本质上说就是服务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一种特殊的著作行为。此以韩宝华、丁华东等为代表。韩宝华认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以库藏档案信息为原料，经过对档案信息的开发与研究，创造能进行社会性文献交流的档案文献出版物的著作行为”[2]。即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属于一种著作行为的工作。他认为，在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内涵方面，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智力加工劳动，是创造新的信息产品的工作；在外在形态方面，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在法律上符合有关著作行为的规定。无论是《著作权法》中的有关规定还是《档案法》中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界定，都表明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属于著作行为。丁华东认为，对档案文献编纂著作行为的认定和分析，不仅关系到编纂作品在著作权领域的地位，更关系到档案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和学科地位的提升。他针对档案学界否认编纂的著作性质的思维定势，对编纂著作行为的特点进行了归纳：编纂活动的独创性、著作方式的融合性、成果形式的多样性、编纂的文化缔构性。并结合《著作权法》就编纂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提出：档案文献编纂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编纂作品和档案原件的著作权是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编纂作品的著作权分别属于不同的主体。在判定编纂作品的归属时，应从作者与作品关系方面加以考察[3]。张基娇的《试论档案文献编纂也是一种著作行为》着重从选题、选材、标题的拟定、汇编内档案文献的编排、汇编内参看材料，尤其是注释、按语、序言等评述性材料的撰写等多个方面，论述了档案文献汇编的独创性[4]。

第三种观点认为档案文献编纂是一种知识信息整理工作。针对前两种观点，刘春弟在《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性质》中提出了质疑。她认为，探讨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性质应该从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本质特点着手，并结合其所处的时代特征。第一种观点虽然已成定论，但实际上只触及到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某一角度和层面，没有抓住其实质和核心。第二种观点也值得商榷。著作权法中所保护的著作行为主要是从版权归属角度而言，它不以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为衡量标准。虽然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创造性，但它的目的不是创新，而是为社会用户提供服务。档案文献编纂要求必须忠实于原文原意。编纂题目和编纂体例等方面的创意从根本上说是为编纂目的服务的，所以独创性不是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主要特征，不是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重点和主要任务。而从历史角度看，档案文献编纂就是对档案文献的整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就是对档案文献进行整理的一项工作。但它对档案文献的整理不是从外在形式上进行实体整理，而是从内容上对知识信息进行的深层次整理和加工。所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属于知识信息整理工作。整理性是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根本性质。从现实来看，社会已进入信息化社会，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又显示出一种新的功能和特点，表现出一种新的特质——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性。围绕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进行档案文献编纂已经或正在成为新世纪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主题。由刘耿生编写的《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就是专门从编纂的角度谈档案的开发与利用的。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也认为，当今档案文献编纂的根本问题是充分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以档案文献出版物作为开发成果的表现形式，为社会提供利用和服务。因此，刘春弟认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本质上是一种整理性工作，是一种知识信息整理工作，在信息社会还具有信息开发性，是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性工作[5]。陈愚在《也谈档案文献编纂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也持此观点，认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实质是将档案信息整理成具有著作性质的档案文献出版物，实现高效优质的信息共享，使档案信息在社会各领域的实践活动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它说明档案文献编纂是一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是属于高层次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6]。

以上所述，反映了人们对于档案文献编纂学学科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而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一说最终反映了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学科本质。

1.5 档案文献编纂学学科体系的建立

李财富在《再论档案文献编纂学体系结构》中认为，广义来讲，档案文献编纂学可分为理论档案文献编纂学和应用档案文献编纂学。理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分支学科主要有：档案文献编纂学概论、未来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文献编纂史、档案文献编纂方法学。应用档案文献编纂学包括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两个方面。应用档案文献编纂学不是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实际经验的抽象和概括，而是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具体问题的直接说明和阐释。它的分支学科有：文书档案文献编纂学、科技档案文献编纂学和专门档案文献编纂学（如对法律、艺术、教学等专门档案而言）。狭义的档案文献编纂学体系结构，是指从微观角度出发，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各项具体工作环节为依托，分别建立分支学科，并对这些分支学科合理的布局和排序。它主要研究各种档案原文编纂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特别是文书档案原文编纂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狭义的档案文献编纂学与广义的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应用理论部分的研究内容大体相同，只是侧重点略有区别：前者侧重了编纂操作技术及方法的研究，后者虽亦涉及到这些问题，但不如前者具体、精细。狭义的档案文献编纂学体系应包括：档案文献编纂选题学、档案文献编纂选材学、档案文献编纂加工学、档案文献编纂辅文学、档案文献编纂效益学[7]。笔者以为，李先生广义部分对档案文献编纂学学科体系的划分比较科学，层次清晰，逻辑性也较强，而狭义部分将档案文献编纂选题、档案文献编纂选材、档案文献编纂加工、档案文献编纂辅文的编写等一系列编纂加工程序统统冠以“学”名，似有“学科”泛滥之嫌，可统称之为“档案文献编纂程序和方法研究”，而不宜以“学”之名再分。

王志宏认为，档案编研学的范围主要涵盖五方面的内容：一是档案编研的理论性研究，主要包括档案编研的含义、内容、性质等内容。二是一次档案文献的汇编与研究。三是二次档案文献的编写与研究。四是三次档案文献的加工和编制和研究。五是参与编修史志，撰写论著的研究[8]。这种对学科体系的归纳主要是从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类型着手的，实际上还没有脱离一般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束缚，忽视了档案文献编纂学史的研究。

潘玉民则认为，档案编纂学的研究内容是由其研究对象决定的。在以往的档案编纂学研究中，多是以档案编纂工作业务环节为主要内容，近年在档案编纂实践和档案编纂学理论研究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完善档案编纂学研究内容和体系结构的设想。根据档案编纂学的研究对象，它的研究内容应由以下三个方面组成：一是编纂理论，是档案编纂学体系的基础。它又可以分为：档案编纂学的基础理论，主要是指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档案编纂学的产生与发展历史等；档案编纂的基本理论，包括档案汇编、档案编纂工作和档案编纂人才三个方面。二是档案编纂程序，包括编纂设计、编纂实施和编后反馈三个阶段；三是各类档案编纂方法[9]。彭明彧在《大编纂学观及其引发的相关思考》中基本沿袭了这种观点[10]。

胡鸿杰认为，我国现有档案文献编纂的结构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档案文献编纂学基本理论，主要包括文献、档案文献的概念，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与方法，以及（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历史问题；二是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分总论和分论两方面。总论包括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意义、作用、性质和基本原则等。分论则主要介绍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业务程序与方法。三是档案文献编纂的成果。但由于社会对档案文献的需求、档案文献本身的状况及档案文献编纂程序和方法等发生了很大变化，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结构应当根据其功能加以调整。胡先生将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基本结构概括为：第一、档案文献编纂主体的活动形态。即编纂人员在整个编纂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作用，所显示的编纂水平、技能，所具有的编纂工作经验、理论，以及编纂人员的知识和文化素养等。第二、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存在状况。即编纂成果的类型、性质、功用、读者对象和社会价值等。第三、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历史。第四、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程序、方法。作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核心结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程序、方法应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档案文献工作的总体研究，它包括档案文献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性质、档案文献工作的组织和原则，以及档案文献工作的发展趋势。第二个层次是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程序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方法的研究[11]。

1.6 档案文献编纂学学科功能的阐释

韩宝华在《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中从宏观上将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学科功能归纳为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围绕这三大功能，不少学者作了具体阐释。如张东升在《新时期档案文献编纂的社会作用及其意义》中将档案文献编纂的实际作用归纳为：为现代化提供利用的有效手段；科学研究的基础条件；对历史典籍的保存、积累和传播，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都起着重大作用；对政治、外交斗争、思想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对经济文化建设起着直接的促进和借鉴作用[12]。这实际上是对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功能的具体阐述。丁华东在《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功能及发挥》区分了档案文献编纂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中所起作用的不同，他说：“无论从编纂过程还是从编纂成果看，档案文献编纂在文化建设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直接性，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独立地发挥着积累、缔构和传播人类文化的作用，具有独立的文化功能。而相形之下，无论是档案工作整体，还是作为其中环节之一的编纂工作，在参与经济建设中，则表现出较强的间接性……档案文献编纂具有独立的文化功能，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部门在参与经济主战场建设中，我们将始终处于服务者地位，而在参与文化主战场建设中，我们起着真正的建设者作用。”[13]他还对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功能的具体表现作了归纳：即文化积淀功能、文化缔构功能、文化传播增殖功能和文化宣传教育功能。游群凤则把档案编纂的文化功能归纳为存贮历史文化、选择优秀文化、传承增殖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和文化教育五大方面[14]。在文化功能的发挥上，不少学者强调了档案文献编纂的“传播功能”。如胡鸿杰在《档案文献编纂学评析》中指出：“档案文献编纂学作为以传播档案文献为目的的学科，其结构方面就必须体现这种‘传播’的功能。”[15]石珂在《试述档案文献编纂的传播功能》中着重阐述了档案文献编纂的传播功能，但他认为这种传播是有选择性的。档案文献编纂是编纂者按照一定的题目要求，对档案信息进行搜集、审核、加工、整序、评价，以档案文献出版物的形式向社会用户提供档案文献信息的工作。这种档案文献编纂行为本身就体现了文献传播的选择性[16]。樊如霞也认为，档案编纂是一种文化选择性的工作。“档案编纂的突出功能在于对档案信息的选择、搜集、加工和整理，通过对档案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和整合，针对市场显现和潜在要求，将档案信息资源转化为社会需要的文化产品。”[17]她认为档案编纂文化选择的价值功能体现在控制档案信息传播的质量、缔构未有社会文化、整序精化档案信息流三个方面。

1.7 档案文献编纂学与相关学科关系的探讨

档案文献编纂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历史文献学非常接近，从某种意义上说，档案文献编纂学曾经就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因此，有学者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如谢凌奕在《档案文献编纂与史学研究的关系》中分析了档案学与历史学研究的区别：首先，研究目的不同。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不光要研究档案文献自身的信息，也要研究用户的利用需求，更多的是为现实的利用服务，而史学研究则是在对各种材料进行研究从而获得某种结论或认识，主要为了“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其次，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档案文献编纂注重的是档案文献的原始性，史学研究注重的则是各种材料的真实性。它的任务就是要在去伪存真、查漏补缺的基础上，以研究者自己的理解来再现或解释过去的历史。第三，研究成果不同。清代史论家章学诚提出：“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比次之书”就是档案编纂的成果，是将档案史料按一定的次序编排而获得的具有一定系统的原始材料。“独断之学”，“考索之功”主要是指史学研究，其成果有组织沿革、人物志、志书以及各种考据、训诂等史学著述。第四，学科地位不同。档案文献编纂是开展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是档案文献编纂的依据。虽然档案文献编纂本身包含有历史研究的性质，但不能取代历史研究，更不能和历史研究划等号。第五，研究的主体不同。档案文献编纂主要是由档案部门承担，这在相关的法律和政策里有明确规定。国外对档案工作者的身份有不同的意见，以T·库克为代表的档案工作者主张，档案工作者必须具备历史学家的身份，才能有效进行档案文献编纂的工作；但以泰勒为主的加拿大档案工作者则主张，要从文件管理的角度界定档案工作者的职能，史学研究不能也不应该占据档案工作的主要领地。在我国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观点，争论的焦点在于档案工作者应不应该承担史学研究的责任。这主要是因为对档案工作的性质认识不清，档案部门作为“人类的记忆宫殿”，其职责在于保证人类记忆的完整性、真实性（非客观历史的真实，而是形成原貌的真实），是向现在的人提供过去的记忆，而不是以历史的评判者自居。因此，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才是档案工作者的主要职责，史学研究更应该是历史学的范畴，档案工作者并非是承担这一任务的主体[18]。

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相关学科很多，比如编辑出版学、信息资源管理学、传播学等。相比而言，探讨档案文献编纂学与这些学科之间关系的文章很少，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注意。

1.8 档案文献编纂学理论研究的宏观总结

从宏观角度对档案文献编纂学理论进行总结，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优良的学术传统，认清未来档案文献编纂学理论研究的方向。潘玉民教授在《论档案编纂理论的中国特色》中总结了我国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研究的五大特色：第一、悠久的历史传统。潘先生从我国档案编纂实践活动的起源、古代档案编纂思想和经验的积累、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给档案编纂活动的影响等方面考察了档案编纂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认为古代、近代档案编纂的理念、技术、程序和方法虽然表现各有不同，但却包含着与现代档案编纂过程基本相同的要素。第二、立足中国档案文献编纂现实。考察当代档案编纂理论来源，除继承历史上传统的档案编纂理论合理因素外，主要是源于建国后的档案编纂实践。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史学界关于档案编纂经验的系统总结；二是档案馆（室）关于档案编纂经验的系统总结；三是从事档案编纂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的系统阐述。另外，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在促进档案编纂理论方面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忽视。第三、把档案编纂理论与实践上升到国家档案法律、法规予以规范。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先后颁布了《档案法》（1987年）、《档案法实施办法》（1990年）等档案法律、档案行政法规，发布了《机关档案工作条例》（1983年）、《档案馆工作通则》（1983年）、《开发利用科学技术档案信息资源暂行办法》（1988年）、《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1991年）等档案规章，各地方也陆续出台了符合本地方实际的地方档案法规。这些档案法律、档案行政法规、档案规章、地方档案法规，都对档案公布、利用、编纂工作设以专条作规定，为档案编纂工作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障。第四、具有强烈的学术价值。我国档案编纂理论的学术价值，表现在为档案编纂工作和档案信息开发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深化档案管理工作的改革提供了学术依据，为档案教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加强和巩固了档案编纂学的学科地位。第五、与时俱进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高科技发展带来档案编纂成果载体的多样化，使得档案编纂的手段和方法日益复杂化，必将导致档案编纂理论内涵更加丰富，使其从传统的一元化模式向当代的多元化模式转变。档案编纂领域不断扩大，新的理论、原则、技术、方法也在不断出现。档案编纂理论面对日益发展的档案编纂实践，需要以开放的品格吸收接纳新的理论内容，不断延伸扩展档案编纂理论体系，使之更加完善[19]。潘教授还就创新有中国特色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理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理论研究指出了方向。他认为，应当从学科基本理论、档案编纂历史、档案编纂与社会的联系、对档案解读和档案成果评价以及信息技术对档案编纂影响等方面着手，创建有自己理论特色的档案编纂学体系[20]。

陈丽的《试论档案编纂理论的创新》结合档案编纂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现状，提出在加强编纂方法和手段研究的同时，当代编纂学更应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理论的创新。作者重点论述了档案编纂创新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实施。她认为，现代编纂理论创新体系应包括：一、传统编纂方法。包括档案编纂工作性质、档案编纂学发展史、档案编纂的基本方法等；二、现代编纂理论。包括档案编纂的社会功能、档案编纂及其成果法律地位的确认、现代信息技术在档案编纂中的运用及档案编纂成果利用者特征分析等。其中现代编纂理论是创新的重中之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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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绍敏．档案文献编纂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14

[2] 韩宝华．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0

[3] 丁华东．档案文献编纂的著作行为和著作权利探析．档案学通讯，2002（6）：54-57

[4] 张基娇．试论档案文献编纂也是一种著作行为．档案与建设，1997（1）：13-14

[5] 刘春弟．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性质．档案学研究，2002（3）：43

[6] 陈愚．也谈档案文献编纂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四川档案，2005（6）：22

[7] 李财富．再论档案文献编纂学体系结构．四川档案，1995（1）：12

[8] 王志宏．浅议档案文献的编研工作．北方经贸，2001（3）：231

[9] 潘玉民．论档案编纂学若干理论问题．档案学通讯，1998（1）：58-60

[10] 彭明彧．大编纂学观及其引发的相关思考．浙江档案，2004（1）：22-23

[11] 胡鸿杰．档案文献编纂学评析．档案学通讯，2003（2）：38-41

[12] 张东升．新时期档案文献编纂的社会作用及其意义．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90-91

[13] 丁华东．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功能及发挥．档案学通讯，2001（5）：19

[14] 游群凤．透析档案编研的文化功能．档案学通讯，2004（5）：61

[15] 胡鸿杰．档案文献编纂学评析．档案学通讯，2003（2）：41

[16] 石珂．试述档案文献编纂的传播功能．档案，2003（2）：15-17

[17] 樊如霞．从文化选择角度看档案编纂的价值与特点．档案学研究，2003（6）：18

[18] 谢凌奕．刍议档案文献编纂与史学研究的关系．兰台世界，2000（4）：11-12

[19] 潘玉民．论档案编纂理论的中国特色．档案学研究，2003（2）：35

[20] 潘玉民．创新有中国特色的档案编纂学理论．档案学通讯，2005（6）：31

[21] 陈丽．试论档案编纂理论的创新．档案学通讯，2003（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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