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学院 木杉

李盛铎是中国近代一个深孚重望的藏书家，其藏书楼“木樨轩”历四世收集之功而成。当其全盛时，藏书逾九千部，五万八千多册，其中宋元古本有三百部，明刊本二千余部，抄本与稿本两千余部，还有大量的日本古刻、活字本及朝鲜刻本。藏书之巨，质量之精，使李盛铎及其木樨轩名重海内外。

李盛铎（1859-1935），字嶬樵，一字椒微，号木斋，别号师子庵旧主人，师庵居士，晚号麟嘉居士。江西德化（今九江）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江南监察御史、出使日本国大臣、内阁侍读学士、京师大学堂总办、顺天府府丞、太常寺卿、出使比国大臣、出使各国政治考察大臣、山西提学使、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等职，辛亥革命后曾任大总统府顾问、参政院参政等。

李盛铎的藏书楼“木樨轩”始建于其曾祖父李恕。李恕，字卉园，道光贡生，曾任詹事府主簿，著有《邺架堂家训》、《偏方撮录》等书。李恕性喜藏书，在江州谭家畈宋代大儒周敦颐墓旁建筑了一座藏书楼，命名为“木樨轩”，藏书达十万卷。李盛铎的祖父李文湜，号耀庭，长年督漕船在外，也收集了许多书籍，积聚甚富。李盛铎的父亲李明墀，字玉阶，号晋斋，历任湖南辰州知府、督粮道、湖北汉黄道、福建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湖南巡抚等职。“生平好聚书，廉俸所余辄购置经籍，所藏多至数十万卷。”（《德化李大中丞行状》）著有《抚湘奏稿》《抚闽奏稿》《晋斋尺牍》等。李盛铎藏书中有一部分就是承袭其父藏书，这部分书中多钤有“李明墀”、“李氏玉陔”等印记。还有一部分藏书是他随父亲宦游湖南时购置藏书家袁芳瑛卧雪庐旧藏。袁芳瑛字漱六，著名藏书家，叶德辉称：“湘中精版本之学者，必首推先生（即袁芳瑛），所藏两宋元明旧椠名钞，皆荟萃南北藏书家整册残篇而自成一派。”袁氏藏书之精富可见一斑，而其中精华多被李盛铎收藏。李盛铎藏书中的大部分是他几十年来零散搜集的。李盛铎为官期间不断购书，常常是听说有旧书出售便亲自前往，不惜重金购置。他曾以白银四十两购得蜀广都费氏刻本《通鉴》一册，以六千余银元购得海源阁旧藏北宋本《孟东野集》、北宋蜀刻本《孟浩然集》和宋本《山谷大全集》。有时遇到好书又无力购买时，或借抄，或借校、或令子侄辈抄写。出使日本期间，李盛铎在日本目录学家岛田翰的帮助下又收购了许多古书，其中尤以日本古刻本、古活字本、古抄本及朝鲜古刻本为多。李盛铎晚年寓居天津，他经常往来于京津两地书肆购书，当时许多私家藏书散入厂肆，如曲阜孔氏、商丘宋氏、意园盛氏、聊城杨氏等，其精华多为李盛铎收得。经过李盛铎数十年不懈的收集，其木樨轩藏书宏富博精，独步一时。

（来源：于连成《近百年书画名人印鉴》，荣宝斋出版社，2001 年，第128页。）

“木樨轩”是李盛铎藏书的总堂号。除此之外，李盛铎又将书分类储藏，并各有室名。如“建初堂”收藏先代遗书，“甘露簃”收藏御纂钦定图书典籍，“古欣阁”收藏先贤遗著，“俪青阁”收藏师友翰墨，“两晋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轩”收藏写经及名人墨迹，“延昌书库”收藏铅石影印图书。李盛铎本书著书之所称“凡将阁”，潜修之所称“师子庵”，与子弟讲学之处称“安愚守约之室”等等。

李盛铎藏书中有许多绝世精品，如宋绍熙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周礼注疏》是第一部经疏合刻本，在书史和版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南宋建阳刘之问刻《汉书》“字兼欧柳，墨光精湛，似余仁仲本《公羊传》；纸系宽帘，色亦精洁，真宋刊宋印也。”建安黄善夫刻《后汉书》“字体与刘元起刊《汉书》相似，而微展扩，纸色墨光则尤过之。”两汉书均为宋刻中的精品。宋太宗敕撰《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是我国古代医方书中总结性的巨著，在明代时散佚，而李盛铎藏有此书的日本江户时代影宋抄本，使此书又得见天日。另外，李盛铎又藏有众多旧抄本、稿本和批校本，其宝贵程度不亚于古刻本。如明抄毛校的《宋元名家词》七十种二十四册便颇负盛名，而戴震、孔继涵、翁方纲、焦循等人的稿本和钱谦益、王鸣盛、黄丕烈、顾广圻等人的校本，都是十分珍贵的。傅增湘赞叹说：“统观藏书全部，数量之丰，部帙之富，门类之赅广，为近代国内藏书家所罕有。宋元版本合残帙计二百余种，精秘者居其半，价值固当不赀。然其可贵，要以旧抄、名刻之名品丰富，包罗万象为最。盖李氏藏书重在博取，故一书常采数本，一本或兼存众校……范围既广，蕴蓄遂宏，窃谓李氏奋数十年之精力，成此大观，群推为文章之渊薮，学海之津梁。”

（来源：http://pm.findart.com.cn/993753-pm.html ）

李盛铎曾一度收藏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为保存这一重要文献资料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明清档案原来存放在故宫内阁大库，清末时因大库失修渗漏，屡经迁移。民国后，教育部设立历史博物馆，将大库档案交其保管。1921年，教育部和历史博物馆因经费困难，将大库档案中约八千麻袋以四千元的价格卖给西单大街同懋增纸店做“还魂纸”。罗振玉闻知后，于1922年2月以一万二千元的价格将它买回。后来有日本人向罗振玉求购这批档案，李盛铎深知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价值，便于1925年从罗振玉手中用一万六千银元购得，分别在北平和天津租房来存放这些重达十二万斤的档案。三年后，李盛铎以平价将这些极具文献价值的档案转售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至此，这批差点被“还魂”的档案终得其所，而李盛铎保存档案也不无微功。

李盛铎藏书中原来还包括大量珍贵的敦煌写卷，据记载，这些经卷是李盛铎利用职权便利从运至京城的写卷中挑选出来的，而将剩余的八千余卷残卷归于北京图书馆。李盛铎本人对这一巧取豪夺之举讳莫如深。民国二十四年（1935），李氏欲变卖这批珍贵的敦煌写卷，国内学术机构因其索价甚昂，无力收购，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批珍宝被日本人以八万日元购得而流落异邦。

李盛铎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还是精于版本目录学和校勘学。李盛铎勤于校书，数十年来校书不辍，有的书一校再校甚至于三四校。他恪守苏州派藏书家死校之法，不轻下断语。李盛铎为所藏书撰写书目提要及题识共一千四百余条，或叙述购书经过，或介绍版本源流，或记载书林逸事，无不显示其广博的学识和精湛的见解，论者称其有黄荛圃、顾千里遗风。李盛铎为宋绍熙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礼记正义》所作跋文中，提出经疏合刻始于黄唐之说，“按黄唐跋：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绍熙辛亥，唐备元司庚，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校正锓木。是绍兴庚司为第一合刻之地。《诗》《礼》二书目即为唐所合编，故它经后仅附唐跋，此经独列校正诸官衔名，于是注疏合刻之地与时无如此明白者。是此刻为《礼记》注疏合刻第一祖本，又为海内第一孤本。”李盛铎的这一见解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在版刻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李盛铎逝世后，其后人将木樨轩的绝大部分藏书售于北平伪政府，后交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1956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出版，收书五万八千余册。后又将李盛铎所撰写的题记和书录汇编成《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一书，成为研究古籍版本的重要参考文献。

李盛铎著，张玉范整理：《木樨轩葳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馆藏有超星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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