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其实是“夺权之君”、“夺位之君”。但是他即位之后，其明理纳谏之智慧，令后世帝王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谓“千古明君”。

唐太宗的很多论说令人拍案叫绝。如他曾经议论过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往往相背离的道理：“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是啊，连唐太宗这样的明君都感到自始至终实践君德困难，何况其他君主？

唐太宗说过，“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只为不闻己过，或闻而不能改故也”；“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是啊，古代中国帝王为何容易犯错误，一千多年前的唐太宗早就总结出来了。

无论唐太宗多么明智，也不能改变他自己也会犯错误，如他对诤谏良臣魏征欲赏又欲杀；如他不听劝阻出兵高丽，酿成大错，等等。道理很简单：没有刚性制度约束的帝王不可能不犯错误。诚如唐太宗所说“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可惜他不可能知道“通往地狱之路往往是善意铺成的”（哈耶克语）道理。不犯错误的人不存在，我们只能期望少犯错误的人。这就需要能够制衡和约束权力的制度机制——“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就需要法治环境——以防止“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

结合我们的图书馆事业，如果我们的领导也都“任情喜怒”，缺乏法治环境以纠正，那么我们的图书馆事业也就没什么指望了。切记，切记；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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