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翻阅《图书馆研究》（2013年第4期），读到安庆市委党校图书馆储流杰先生的《关于图书馆学理论的省思》一文。文中储先生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偏爱情结跃然纸上。他指出，“判断一门学科的科学性、成熟性、发展性主要看其理论，而不是其应用和技术。……无论把图书馆学基础研究强化到什么程度都不为过”。以这种理论情结为“批判的武器”，储先生作出了如下判断：“图书馆学当代困境和危机的本质是理论的危机，而理论危机根本在于研究主体对于理论研究的‘无良’、‘无为’表现。”这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研究主体”。于是，储先生对图书馆学研究主体进行了如下批判：

——“图书馆学技术立学和根深蒂固的技术传统，使得图书馆学人头脑中先天的缺乏学科意识、理论意识。”

——“有一些学者甚至曾经为理论构建摇旗呐喊的旗手和青年才俊、叱咤风云的学术领军人物和理论权威者，面对困境和危机学术良知和学术使命泯灭，选择了逃离本可以大有作为的基础研究领域而转向了应用研究、管理研究甚至彻底离开本学科，更有甚者从图书馆学理论的构建者、理论中坚蜕变成了图书馆学的‘拆解者’、‘革命者’、‘掘墓人’。”

——“没多少人真正坚守学问良知和使命，没多少人甘于清贫和寂寞而矢志基础研究，没多少人是在实实在在地推动基础研究，没多少德学双馨、静水深流的理论大家，倒是自我嘲讽、自我打击、自我拆台、自我否定、甘当图书馆‘学奸’的不乏其人。”

至此，储先生的“图书馆学奸论”横空出世！

呜呼，我似乎又看到了一位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高人”横空出世。

“甘当图书馆‘学奸’的不乏其人”，我们图书馆学界是这样的吗？程焕文经常有嘲讽之文、批判之文，他是“学奸”吗？于良芝批评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主要是产生“观点”，而国外的图书馆学研究主要是产生“知识”，这种“拆台”表明于良芝是“学奸”吗？范并思当年否定国内图书馆学研究的“过度批判”现象而主张“建设式图书馆学”，这种“否定”表明范并思是“学奸”吗？……

“选择了逃离本可以大有作为的基础研究领域而转向了应用研究、管理研究甚至彻底离开本学科”，这样的人是“学奸”吗？上世纪20年代初，胡庆生先生刚从美国学成回国，凭借他的资历和学力，完全有可能成为近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之一，但他旋即选择离开图书馆界，从事银行业去了，你能说胡先生是图书馆“学奸”吗？戴志骞先生在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时，被委任为执行部部长（协会部长是梁启超），但他旋即从政，不再搞图书馆学研究了，你能说戴先生是图书馆“学奸”吗？台湾的赖鼎铭先生是图书馆学出身的人，且有上佳的学术成就，但他已上任世新大学校长，无法像以前那样从事图书馆学研究，你能说他是图书馆“学奸”吗？上世纪80—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刘迅、葛民、刘洪波、卿家康等青年才俊纷纷离开图书馆学界，你能说这些人是图书馆“学奸”吗？……。当年刘迅、葛民、刘洪波、卿家康等青年才俊离开图书馆学界时，我不仅没有称他们为“学奸”，反而我对他们表示了同情、理解和遗憾。

一个人选择离开图书馆界，他就是图书馆“学奸”吗？一个人对图书馆学有关问题提出“反向意见”，表达“不同声音”，甚至提出“否定性观点”，这样的人就是图书馆“学奸”吗？从“基础研究领域转向应用研究、管理研究”的人就是图书馆“学奸”吗？“图书馆学技术立学和根深蒂固的技术传统”也是所谓图书馆“学奸”们的责任吗？“技术传统”是不好的传统吗？……

一个人选择什么行业、职业，是他个人的自由权利，他人无权干涉或指责；一个人选择离开原先的行业或职业，是他个人的自由权利，他人无权干涉或指责；一个人持有什么样的学术观点、立场或学术风格，是他个人的自由权利，他人无权干涉或指责，否则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便无从谈起；一个人从某一研究领域转入其他研究领域，这是他个人的选择权利，他人无权干涉或指责……。学术批评是需要的，但这种批评必须是理性的、出于公心的，而且必须以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利为前提，不然的话批评将变成“骂人”，变成狭隘心胸的自我宣泄，变成缺乏包容的低俗的“攻击”。

为什么总是习惯于要求他人和自己一样呢？一个世界多种声音，一个学科多种流派，一个专业多种观点，这种“不统一”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我坚决和你不一样，但我又坚决尊重你的人格尊严和选择自由”，“矛盾的现实，包容的心态”，这是保证人际和平共处的基本条件。

中国图书馆学界没有“学奸”，中国图书馆人可爱、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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