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年上海书市的馆社论坛上，我讲了出版社和图书馆都面临去中介化挑战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今天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越发严峻了。我想从挑战、扩展、合作三个方面谈点想法。

一、挑战

出版社与图书馆都面临转型的巨大挑战，尤其是出版，它是图书馆的前端，以前图书馆以出版的纸质书为主体资源，所以依赖于出版社，资源形态发生多元和变化以后，自然会影响到出版社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

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出版与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今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出版和传播者。当纸质出版不再成为主流出版形态的时候，当人们不再依赖图书馆查询或获取信息的时候，出版社和图书馆自然面临去中介化的威胁。不仅如此，出版社和图书馆之间也有冲突，双方都认为自己可以替代另外一方。比如出版社提供了虚拟图书馆的角色，图书馆也参与或者主导了机构库的建设，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图书馆与出版社都在用户的驱动下进入了一个共同的数字知识世界。

以前，出版社将书编辑、出版后，将纸质书送到图书馆或者读者手里，整个过程就差不多结束了，现在这一价值链正在延长，深入到比如资源订阅或者资源保存环节，而以前这些工作都是图书馆来完成的。以前出版社给每一本书ISBN号，现在期刊出版机构给予每一篇文章DOI号，出版社不仅延长了价值链，而且通过Crossref系统，将所有期刊的文章连成一个庞大的关联体系。Crossref是一个开放式引用链接系统，始于2000年，为出版物提供链接服务，增加了出版物的显示度。到2012年底全球已有4000多家出版商和学会加入，已分配DOI号5400多万。 中国加入的时间不长，但我相信一旦加入就将显示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中国的学术期刊规模是很大的。以前图书馆还责备出版部门给予的ISBN号过于简单，现在出版部门不仅要做好编辑发行工作，而且还要将图书馆拿手的元数据规则纳入自己的出版体系。

而图书馆也在拓展自己。当图书馆参与或主持知识库（机构库）的时候就发现，出版社提供的信息产品已经无法满足知识库发展的需要了。比如出版社提供的是更为正式的书刊资料，而专家学者对非正式的资料更感兴趣，如会议论文集、技术报告和实验资料，而且这些资料往往是多媒体形态的，尤其是视频和图表对专业人员来说更为重要。在与学术群体的交流中，图书馆员不仅获得了第一手资料，而且掌握了更多新的信息技能，获得了专家学者的认可。如今图书馆员还积极地参与到课题和研究的进程之中，参与到整个数字研究与学术的生命周期之中，数字人文和深度参与型参考咨询等也是在这几年兴盛起来。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和深度参与型参考咨询（engaged reference work）进一步延长了图书馆服务的价值链，提升了图书馆研究服务的能力。2013年1月，美国50多家学术图书馆建立起图书馆出版联盟（Library Publishing Coalition，LPC），成为图书馆之间交流和开展出版事业的协作平台。据报道，在美国已有55%的大学图书馆开展了出版业务。最近出版的《图书馆出版名录》（Library Publishing Directory）收录了115家大学图书馆。

我觉得，出版社与图书馆的服务对象都是读者，其核心价值和能力均与服务读者有关。无论是出版社还是图书馆，都应该挖掘并提升自己的核心能力，并把去中介化看做是一次重整旗鼓的机会。只有坚持核心价值，提升核心能力，才能赢得更多人的尊重。

最近我对美国、日本和中国电子书（或数字出版）的销售额什么时候超过纸质书作了一些统计和比较，中国的数字不太准确，仅供各位参考。

根据美国图书工业研究会（BookStats）2013年的统计，美国2012年电子书销售总额为30.42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44%，占2012年全美图书出版总额（150.49亿美元）的20%左右。普华永道（PWC）也有相似的统计，但由于美国图书工业研究会是根据美国2千家出版社的实际销售额而普华永道是根据用户消费模式做的预测，所以前者的预测更为实际一些。

在日本，Impress集团从2003年起就跟踪调查电子书市场情况。2012年电子书市场规模729亿日元，比2011年的629亿元增长15.9%，也就是说，电子书销售额占图书出版总额的8%左右。大约是美国2009年的水平。据预测，到2017年将达到2390亿日元的规模，即2012年的3.3倍。

根据我国新闻出版总局发布的《2012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中国2012年出版印刷和发行营业收入为16635.3亿元，较2011年增加2066.7亿元，增长14.2%；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1935.5亿元，较2011年增加557.6亿元，增长40.5%，占全行业营业收入的11.6%，较2011年提高2.1个百分点。

业界最关心的是数字出版与纸质出版的临界点，普华永道（PWC）于2013年6月发布了一个预测，2017年电子书与纸质书销售将出现逆转。 由此，根据日本大约比美国晚三年估计，日本电子书销售额将于2020年达到4000亿日元的规模，也就是50%左右。我国没有相应的数据，但根据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25日“有研究预测今年中国电子阅读器销量将占全球市场20％”报道，2020年我国数字出版销售额将占到整个出版产业的50%。数字出版销售额超过纸质出版，就意味着人类真正进入了一个数字化的时代。

数字化是必然趋势。无论是出版界还是图书馆界，对这一趋势的准备是不充分的。我们以前曾经听说过美国五大出版集团对电子书出版以及向公共图书馆开放借阅不抱积极态度，因为电子书服务基本上是以代理商为主导的。如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将图书馆电子书借阅次数的上限设定为26次， 随着图书馆电子书外借的激增，出版商越来越担心这种外借模式将影响纸质图书或电子资源的销售收入。阿歇特高级副总裁梅加·托马斯(Maja Thomas)说：“对于我们而言，销售一本可以无限借阅，并且没有任何限制的电子书，并不是一项可持续的业务模式，” 这句话反映了出版商对于电子书发展的忧虑。但据有关报道，到2013年5月为止，美国五大出版集团已经向公共图书馆全面开放其电子书业务。 可见，电子书开放是大趋势。

相比之下，图书馆没有经营上的负担，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启动了数字图书馆计划。但一直到现在，数字图书馆与实体图书馆仍处于两张皮现象，即数字资源和实体资源形成两大各不相干的服务体系，虽然部分图书馆已经构建起复合型图书馆，但绝大多数图书馆仍处于纸质书本位的服务与管理格局，这一点从各图书馆阅览室的布置就看得出来。最近看了瑞士国家图书馆2012年年报。年报披露了2012-2019年战略规划，其题目就是“未来是数字的，但纸张将保留”（The future is digital but paper remains），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数字化战略。也许人们会觉得瑞士国家图书馆在数字化上过于激进，但从该馆2007年至2011年的战略规划中已经可以看出转型的趋势。2007年至2011年战略规划中，该馆确立了三大支柱：1.重点收集电子出版物；2.提升瑞士历史、文学、艺术以及情报学等领域的服务质量；3.为其他图书馆及档案馆提供资料保存技术等。

二、扩展

出版社与图书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扩展。

有人把2013年说成是增强型电子书元年，它离2010年电子书元年才四年的工夫，发展之快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电子书发展去向如何，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电子书是指专用型电子书，英文是dedicated ebook，就是需要使用专用阅读器阅读的电子书。电子书把图书馆传统秩序打破不久，自己就要退出舞台了。国际出版者协会主席池永硕在2013年国际图联新加坡年会上提到，有人预测电子书到2017年就可能消亡。 专用型电子书与增强型电子书不同，前者是纸质出版的延伸，而且要有专用的电子书阅读器，后者是指可上网互动、多媒体的电子书。

增强型电子书的出现对图书馆的冲击是相当大的。专用型电子书之所以没有打破图书馆的传统格局，是因为它可以按照书的方式来处理。数字化的好处在于无所不在和非线性，但我们没有把这一优势发挥出来，相反要求所有的数字化知识都固化到书的形态里，比如MARC格式是这样，电子书也是这样。

书是死的，你可以读它，但不能与它交流。信息是活的，而且在交流中可以不断地增值。数字化打破了书的禁锢，把信息解放了出来，使我们可以多视角地处理信息。数字化给了我们突破书的形状，进而突破图书馆围墙的机会，而我们非但没有充分地加以利用，相反我们高举着数字化的旗帜，仍然走着传统图书馆的老路。

网络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这种基于纸质书的电子书已经跟不上数字化、网络化发展趋势了，增强型电子书是互动形态的，它的出现必然对图书馆服务与管理方式带来冲击。

关键在于开放。读者在阅读一本增强型电子书的时候，不仅个人可以与之互动，而且还可以看到其他读者留下的痕迹，评论或者读后感。试想一下，一本书在出版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后，会有多少读者的跟帖和评语啊，也就是说，书的生命在延续，作者与读者的联系在延续，这就是增强型电子书最奇妙之处。

OCLC于近期推出了公共图书馆的电子书战略报告（The Big Shift Public Library Strategies for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Any Format）。该报告提出了6项建议：一、公共图书馆要在电子书供应链上创造新的价值；二、要收集电子书供应链中与公共图书馆价值有关的数据；三、在有关电子书获取的公共政策上，要积极向立法者游说；四、要在公共图书馆在电子书获取上有重要作用的问题上形成共识；五、要与新的合作者继续开展合作，六、在上述战略规划上开展协调和管理。

OCLC这几年的研究报告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它更多地从技术层面反映图书馆发展的趋势。这个报告启发我们要积极参与数字化发展，并在参与的过程中提升我们的核心能力。图书馆要主动地应对挑战。我们的服务与管理方式要随着数字化的发展而发展。以前我们编目是为了排架，今天我们编目是为了给特定的信息增加与其他信息之间的关联度，让活的、流动的信息进入图书馆以后依然保持其活性，并且能被多渠道获取。以前图书馆的布局是按照书的流线设计的，如今这个流线发生了变化，比如一个主题型的信息共享空间将完成信息从收集、编目、流通到保存的整个环节。信息一旦开放就将显示出强大的活力，它不仅可以被多渠道获取，而且可以与社会互动。比如，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它既不是单纯的数字化，也不是单纯的人文研究，而是图书馆员与人文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数字化改变了时空格局，人们可以通过历史文献与古人对话，也可以通过不断流动的信息以大数据的方式预测未来。

我在第二届全球图书高峰论坛演讲的最后，讲了现在儿童的阅读方式变化了，用平板阅读的儿童已经习惯了与书互动的方式，在他们的想象中，人与书是可以对话的，他们也将带着这样的想象踏上人生阅读的旅途。我们能无视他们的想象和期待吗？

三、合作

出版社与图书馆是利益相关者，他们之间历来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在双方都面临去中介化挑战的今天，更需要加强交流与合作。

日本电子出版协会在2013年7月组织了一个《电子书10个神话》研讨会。所谓《电子书的10个神话》是：

1. 出版已经10年萎靡，今后这一状况将持续；

2. 美国电子书普及的基础是120万种以上的电子书，日本至少也需要100万种；

3. 电子书总有一天会替代纸质书；

4. 电子书是出版的一种形式，因此出版的技能依然重要；

5. 电子书也与纸质书一样，价格应由出版社确定；

6. 图书馆是电子书之敌；

7. 自炊（即把纸质书拆开扫描后以自著电子书的形式出版）是出版之敌，也是电子书之敌；

8. 非DRM将助长盗版；

9. 未来的格式唯有EPUB；

10.不要电子书，邮件杂志（mail magazine）即可。

这里特地要说一下第6个神话，即图书馆是电子书之敌。这是不得人心的。实际上在日本，大多数人也不同意这一观点。

在日本的一次出版研讨会上，多数人对“图书馆是出版的敌人、电子书的敌人”的观点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在到场的人员中，只有4票支持，66票反对，7票弃权。针对图书馆借阅会影响销售的问题，日本学者中濑大树曾经做了一个统计分析，提出尽管有图书馆借阅的因素，但图书销售总量上仍呈增长的趋势，当然，畅销书的借阅会影响销售量，而认知度低的书外借后反而会起到更大的宣传效果。

出版社与图书馆之所以是合作者，由我们的共同的对象和使命所决定的。今天双方都已经意识到，过去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作者和读者的现实需求。亚马逊最大的成功在于它将作者与读者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亚马逊的成功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出版界与图书馆界的顶层合作从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1998年国际出版者协会与国际图联首次牵手，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并组织了二十多次研讨。合作的成果是声明，从2002年发布第一个数字信息保存联合声明，到2009年发布开放获取联合声明，已经有七个声明，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说明双方都有着合作的强烈愿望和实际需要。

同时，出版界与图书馆界之间的合作也在各个层面展开。在大学与研究领域，有学术图书馆与学术出版商之间的CLOCKSS项目，该项目致力于建立可持续的、全球分布式存档系统，确保基于网络的学术资源的长期保存。目前，爱思维尔（Elsevier）、施普林格（Springer）等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商都参加了这个项目。所保存的数字资源内容分布在全球12个图书馆的节点服务器上，据说最近要扩大到15个节点。北京大学图书馆也参与了这个项目。

美国加州罗斯加托斯公共图书馆(Los Gatos Public Library)与世界最大的独立电子书商Smashwords于2010年起联手推出电子书自助出版项目，为本地作者提供免费出版电子书的平台。从图书馆的角度来看，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支持出版本身，更在于图书馆将作者吸引到传统的阅读文化之中。我看评论中有这么一句英文，from a culture of literacy into a culture that includes authorship，其含义是，原来图书馆的服务体系中只强调读者的阅读，现在这种阅读文化又进一步包含了作者。这一合作从出版社的角度来看，它将激励更多的出版社从过去目光只盯住经营转向更关注创新发展。

出版社与图书馆必须携起手来。前任国际出版者协会主席赫曼·斯普劳特（Herman P. Spruijt）说过，出版社、图书馆和收藏机构进入了一个共同的数字世界，我们需要的不是竞争而是互补。 前任国际图联主席英格丽·帕伦特（Ingrid Parent）也认为，出版社与图书馆通过支持创新、实验和先导项目，在共同构建学术出版物开放获取体系中将获得双赢的效益。

我认为无论是出版社还是图书馆，都应该把去中介化看做是一次重整旗鼓的机会，只要坚持核心价值，提升核心能力，我们不仅能凝聚作者和读者，而且能在向知识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社会角色。

参考文献（略）

原文连接：http://www.wujianzhong.name/?p=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