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转贴，怕隐藏在互联网的深处很难发现。不过，这篇文章也只是泛泛而论，并没有涉及到后现代问题在台湾的情境。大致了解一下这个方向还是不错的。

我一直在关注这一领域。最近发现写这方面的论文越来越多了。

后现代社会与图书信息学研究的未来

The Postmodern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叶乃静 (Nei-Ching Yeh)

台湾大学图书信息学研究所博士班

壹、前言

1991年，University of Tampere信息研究学系(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tudies) 为庆祝成立二十周年，举办了国际研讨会，探讨图书信息学的研究目标、范围和主要的现象。会议席间，Gernot Wersig认为信息科学一直都不算是一门有组织的学科，信息科学若要成为一门科学，应成为后现代科学，以科学方法协助解决使用者所面临的问题。「协助解决问题」是未来信息科学研究的方向，事实上这样的理念与Brenda Dervin的情境理论－由使用者面临问题的情境，思考协助其解决问题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效。因此，本文由现代社会的问题、后现代社会的特征谈起，再由Gernot Wersig和Brenda Dervin的理论，探讨图书信息学未来的研究方向。

贰、现代主义的现象及其问题

对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人们通常是站在时代划分的角度来谈它，正如中世纪时的「古代」和「现代」的区分一样(注 1)。换句话说，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将历史区分几个阶段的概念。虽然，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但其代表的概念却是相承续的。因此，本文虽旨在由后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探讨图书信息学研究的未来，但这样的探讨，必须从孕育后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谈起，以期对整个社会文化的现象有一具体的了解。

一、现代主义的兴起

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是现代主义的根源，其相信理性与科学，认为人类是很理性的，有独立清晰的思考能力，能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面临的问题。且人生来都是一样，具有理性思考能力，都能透过教育提升自己，社会也将更趋于完美(注 2)。正因为现代主义强调，人有明智判断和自我选择的能力，所以，不再对神敬畏及对权威崇拜，并与自发的情感、主观的感觉对立(注 3)。

启蒙主义理想的提出，由其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的专制制度来看，可说是试图解除古典主义加诸后人精神的束缚。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启蒙主义哲学家提出现代性计划，希望阐扬客观科学、道德、法律和艺术自主的观念，企图利用专业文化的结晶，来为日常社会生活的理性组织架构服务(注 4)。此外，透过人类思考和科学的运用，人们相信知识的进步永无止境，社会与道德改善也将恒往前进。所以，过去那种需要以回顾古典来突显「现代」的想法改变了，现代主义学者反对古典主义者的崇古理想，而找到历史新时代(注 5)。

我们可以说，启蒙主义对理性哲学的信仰，使其将理性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根源、真实之所在以及系统性知识的基础。理性被认为足以发现适当的理论规范与实践规范，凭借着这些规范便能建立思想系统与行动系统，社会便能再造。这样的信念，体现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及其它民主革命中，这些革命家企图推翻封建社会，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从而展现理性与社会进步(注 6)。其实，这样的理念正是美国公共图书馆兴起的动力，相信藉由图书馆教育的功能，全民平等的受教机会，必能提升民众的素养，解决一切的问题，使得社会更加祥和。

二、启蒙主义和传统理性哲学的终结

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现代主义深信的理性哲学并没有让社会更美好，现代主义的建构过程也产生无数的痛苦，从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压迫的农民、无产者、工匠，到被排斥于公共领域之外的妇女，再到帝国主义殖民过程中被灭绝的种族，都是这个过程的牺牲者(注 7)。而且，工具理性的出现，导致人们相信科技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主要力量，人们利用新科技所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控制了人(注 。我们可以说，后现代社会中科技济世的理想并没有完整的体现；相反的，由于人们科技至上的观念，以及对科技运用应有的社会责任认识不清，加上文化价值判断之缺乏，导致科技运用为社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

如同甘绍平所说的，尽管人们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启蒙理性的理想社会仍未能超出单纯观念与乌托邦迷梦之形态，以法国为例，法国革命后我们所看到的仍是无休止的掠夺战争、贫富对立明显。我们也发现如果人是理性的动物，为何人类的行为是荒唐、野蛮，甚至是惨无人道的(注 9)。

启蒙理性最后会有这样的结果，有人认为除了启蒙思想家设计的理想王国，其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尚未具备，人们盲目发展科技，使物质生产力膨胀，物欲愈加扩张，而导致精神贫乏和道德感的失落等原因外，也因为人们太理性了，反而忘了人性(注10)。王岳川则认为，五十年代以后现代主义内部诸多流派松散组合的离心力，以及自我发难和颠覆，加速了现代主义运动的解体(注11)。上述的种种因素，正是后现代主义兴起的背景。

叁、后现代社会的出现及其冲击

一、后现代社会的出现及特征

在后现代兴起的时间上，理论家们各持己见，至今未达成理性共识。例如，H.G. Gadamer和Jacques Derrida认为后现代主义源自六十年代，随着现象学、分析哲学的式微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衰落，以新解释学和解构哲学的兴起为特色，而登上现代思想的舞台；Daniel Bell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随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兴起的，是社会形态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因此，后现代主义产生于60年代；Jurgen Habermas则认为后现代主义兴起于二次大战以后，他由重构而不是解构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并以沟通行动理论为基础，发展出替代的理性概念，即反对现代主义植根于主体论的「意识哲学」，并设定了「沟通行动」和互为主体的哲学(注12)；Jean-Francois Lyotard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知识状况的集中体现，他强调论述的异质性，提倡多元并反对一元化理论的立场(注13)，他也把后现代的兴起看成是六十年代中期的事；Fredric Jameson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的反叛，兴起的时间为五十年代。William Spanos认为现代主义的本质是「复制」，其世界观是一种重偶然性、重历史呈现的「机制」，其兴起时间应追溯到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哲学。(注14)

Steven Best和Douglas Kellner综合后现代理论家的看法指出，在当代高科技传播社会，例如计算机和传播技术的结合、新的知识形式，以及社会经济系统的快速变迁和转型，正产生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这些发展过程产生了更进一步的文化解组、时空经验的改变，以及经验主体性与文化的新模式，并提供了社会经济与文化基础。所以，后现代性的时代构成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与社会文化形构，需用新的概念与理论来理解(注15 )。

王岳川则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成为风靡西方世界的显学。后现代主义迅速崛起，反映出西方文化流向的新变化，也显示出它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承续的逻辑必然性(注16)。后现代主义挑战现代主义的下列理念，诸如人是可以理性思考的、人人都是生来相同的、可以由社会获得理性知识等思想，而代之以尊重人的个体差异，允许次文化的存在(注17)。因此，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以新解释学和解构哲学为代表，其特色可以归纳如下：(注18)

(一)反永恒性：后现代主义认为存在一门只关心具有根本性问题的超级科学已值得怀疑；在人类生活的思想和艺术实践中，也不应再存有「第一原理」的看法，也就是不应再固守有独立于历史和社会发展之外的「永恒不变的哲学问题」。

(二)反二元论：即反对二元对立的思想体系，尊重个体多元的差异性。也可以说，后现代的特色是不求同(所以不需要什么共识)而求异。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怎么都行，可以说其以较深广的气度去宽容不一致的标准(注19)。

(三)反体系性：反体系性其实是解构主义的特色，反对任何人为设定的理论前提和推论，否定人能达到对事物总体本质，即总体同一性的认识。

若从思想潮流来看，王岳川则以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不同的思潮，来说明后现代社会的特色。他指出，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存在哲学代表了现代主义主要的思潮，并呈现出逐渐向后现代演化趋势的话，那分析哲学、新解释学、解构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女权主义则代表了后现代主义主要的思潮；尤其是哲学解释学和解构哲学，直接成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理论基础(注20)。

二、从后现代社会走向后现代科学

除了前述后现代主义挑战现代主义的种种观念外，若从知识的演变来看，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得知识角色也产生了变化，例如知识不再是个人拥有、知识较过去变得零碎、科学的复杂使得知识的验证更加困难等。这些改变，所反应的乃是后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因为上述知识角色的变化，Gernot Wersig认为后现代社会已走向后现代科学的阶段。依照Gernot Wersig的分析，后现代科学下的知识变迁，其详细的内容如下(注21)：

(一)知识的非个人化(The de-personalization of knowledge)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知识是个人化的知识，人们经由口语传播的方式传递讯息。文字发明以后，知识可以系统的、立即的被记录下来，其传播方式除了口语外，书写传播也愈来愈普及，也愈来愈仰赖人们的阅读能力。因此，有人认为古腾堡主要的发明并不在于印刷术的改善，而是新科技的进展让愈来愈多的人，能记录下他们个人的知识，并呈现给他人。

文字及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人类传播方式，也使知识由个人化转向非个人化。例如在一世纪时，个人化的知识是很明显的，在科学史上我们会发现，沙龙和一些学术场合是科学知识常被讨论的地方。而知识非个人化后，虽然知识较以往普及，相对的在知识的掌握上也更为困难，举例来说，新闻从业人员无法掌握这种非个人化知识，只好在电视上利用访谈方式来报导新知，或利用研讨会的方式，来传播个人化知识。当然，知识的非个人化也间接影响非个人化传播技术的发展，例如在线数据库、光盘数据库、视讯会议和多媒体系统等。

(二)知识的可信度(The credibility of knowledge)

早期，科学知识是可以藉由观察世界而得到证实的，只是观察的方法和技术较为简单。然而，本世纪以来知识获得的技术，如科技、研究方法和理论等愈来愈成熟，也导致科学知识难以被了解或证实。有关我们世界的知识，例如夸克和DNA等，一般人并未亲见，却只能相信。这就是典型的知识非个人化。

可是，如果知识变成非个人化，另一方面又有愈来愈多的知识必须相信，人们可能出现的窘境是，什么知识该接受或那些知识该相信？而新科技的不断进展，使得这种情亦形复杂。也因此，Gernot Wersig指出，我们虽然必须相信知识获得的技术，但是，我们也要对获取和复制知识的技术带有批判性。

(三)知识的零碎化(The fragmentation of knowledge)

造成知识零碎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知识量的大幅增加，任何人都不可能过泸完所有可能获得的知识。其次是如同Max Weber所说学术的自主性，意指不同的学科领域不断出现，且发展各自的标准，排斥其它相关学科的论点。第三个原因则是思想的多元化。在科学领域中，我们到处可看到知识零碎化的现象，不同的学科几乎无法有相互争论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每个领域所归纳的知识，其依据的标准各自不同，所出现的术语也有所差异。事实上这样的情况，除了在学科间出现外，同一学科内也隐约可现。

同样的情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可见，例如我们每个人都属于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环境，各自的习惯也不同，这也就是所谓的多元社会。不同的知识载体及传播媒体的出现，也使得人们在知识的搜寻上出现了问题，甚至我们可以说，知识的产生、呈现及需求，都出现了零碎化的状况。

(四)知识的理性化(The rationalization of knowledge)

在现代社会，知识具有下列三个特色：可以用实验方法予以归纳、以可被证实的方法呈现、具有人人皆能依循该知识的本质。这样的特色，也因此导引出「计算」的理念：人们清楚的分析那些是应获得的知识，那些应具有标准的知识要素。因此有人称此发展为「行动的理性化」，人们的行动完全以计算为基础，在此情况下的知识并不是每一种可能知识的呈现，而是计算导向的知识。

当然，「计算」理念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应用信息科技的增加，而人工智能的理念也使这种情况更加骤。但其产生的问题却是，并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计算(衡量)的，也不是所有的情况，每一种知识都能计算，应有其它以知识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模式才对。

肆、从后现代科学看图书信息学研究的未来

上述后现代科学的四个特色，会因为信息化(informatization)的现象更为加剧。因此，Gernot Wersig认为，信息科学要成为一门学科的话，应成为后现代科学(注22)。后现代科学不像传统科学，企图完全地了解外在世界的运作，而是策略导向的(problem approaches)，希望发展因为传统科学和科技引发之问题的解决策略。因为，过去科学虽然成功的解决了人们的饥饿、孤单、疾病等问题，却带来了新的恐惧来源，如环境污染、基因工程、人工智能、军事科技等(注23)。这些问题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人们的生活，所以应有一套解决的对策。

Gernot Wersig建议，在后现代科学的社会里，信息科学不应以传统的学科来看待，应视为一种新科学的标准，否则她将无法吸引很多人的注意。要达到此目的，信息科学应发展一种新的理论架构以为研究的基础，而个案研究及质化研究法，也将愈来愈重要(注24)。而在建立理论架构前，应对信息科学有个回顾，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注25)

(一)藉由广泛科学理念的重新定义而发展基本模式(basic models of re-definition of broad scientific concepts)

有些可以指引信息科学理论建立的一些科学概念或模式应重新定义，因为过去这些概念范围都太广泛了，并无助于学科的发展。往后，如果信息科学关心人类和其知识使用的话，在系统设计时，就应了解在知识传递过程中所有行动者(actor)及其行为，包括传播过程及传播的信号。因此，建立理论的首要步骤是对一些现有相关的概念，重新定义他们或建立新的模式。

(二)内化概念的科学化重建(scientific reformulation of inter-concepts)

内化概念是指一些似乎很熟悉，我们认为每个人都会了解，原都会以科学方式定义的概念，例如「知识」、「信息」、「艺术」、「科技」、「文化」和「影像」(image)等名词。以「知识」这个名词为例，它是信息科学中常出现的字眼，但与知识相关的学科有知识心理学、知识社会学、认知理论、认知科学、以知识为主的系统等。这些名词很难有一完整描述，自证性(self-vidence)很强，虽常出现于很多学科及演讲中，却无法言明其源自那一学门。以科学方法重建这些概念，意指我们要找出其起源，在各不同领域的定义，及各学科应用的方式及原因。

(三)基本模式和内化概念的交织(interweaving of models and inter-concepts)

信息科学若关心知识、信息和影像等概念的话，内化概念的工作就显得很重要，当然，这并不是信息科学的全部，但信息科学却需要对这些概念有普遍性理解，以为决策形成之参考。所以，信息科学是属于理论工作(theoretical work)，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内化概念工作(inter-conceptual work)。而且，基本模式的形成及内化概念的重建，不能就某一学科范围单独考虑，而应广泛地就不同领域的角度思考。这些基本概念相互交织，形成一个网络架构，以内化概念为核心，再与其它相关概念相连结，使得信息科学的理论更为周延。

我们若由Gernot Wersig所谓的信息科学是一门后现代科学，及知识的改变等角度，来思考图书信息学的研究方向，我们可以说，发展解决问题的策略，是未来我们研究的焦点，也是图书馆服务的核心。因为，知识的复杂化、非个人化和不易掌握，加上后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问题，都是人们最感困扰的。图书信息学的研究和图书馆的服务，都应从协助人们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Gernot Wersig所谓的「信息是行动的知识」，以及Brenda Dervin的「意义建构」理论来说明。

一、信息是行动的知识 (Information is knowledge for action)

「信息是行动的知识」，这句话在德国已流行数年，一直都是描述信息时的基本理念。意思是理性的行为，是需要仰赖知识的。知识被转换成某种在特殊情境下，支持某种特殊行动的东西。因为知识的情况已经改变，所以，人们单靠原有的工作方法，在当代社会是不够。在此情况下，个体要能具有理性的行为，较以往困难，因此，行动者不论是个人、群体、组织或文化都需要帮助。(注26)

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看信息科学的历史，我们会了解帮助那些在使用知识上有困惑的人，一直是信息科学的主要目标。过去知识系统一向必较简单，可是知识转趋复杂后，我们必须帮助人们在这样的知识环境中如何行动，也需要提供这些人一些指引及规则，协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注27)。

Gernot Wersig对信息科学是要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看法，由此观点来看图书馆的经营，参考服务正是其理论的体现：做好参考服务将是我们受到重视的根本。

二、意义建构理论 (sense-making theory)

意义建构理论(sense-making theory)主要是从个人在每天生活中，面临到问题情境时，所采用的认知策略。该理论二个主要的贡献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缺点提出合理的批评，同时建立替代性的研究模式(注28)。

意义建构可以定义为，不论是内在(认知)或外显(过程)行为，能让个体在时空中建构或设计自己的动作。因此，意义建构的行为是种沟通行为。信息的寻找、处理、建立和使用是主要的意义建构活动。意义建构是一个过程(process)，意义是该过程的产物。意义包括「知识」，也包括一些反应个体对情境解释的主要因素，如观念、直觉、反应、评估和问题等。意义建构理论意指发展一套方法，研究人们在每天经验中所发生的意义建构活动。(注29)

该理论的哲学基础在于Richard F. Carter有关「不连续」(discontinuity)的假设。意指人们每天的生活情境一直在改变，每一种改变对他的意义均不同。Brenda Dervin则以当个体在生活中碰到阻碍时，其解释问题的方法、定义阻碍的策略、如何跨过该阻碍等步骤，来描述意义建构的过程。阻碍产生和去除的定义，完全视个人和情境因素而定。所以，意义建构理论可以说是「情境－阻碍－使用者／帮助」(situation-gap-uses/helps)等一连串的过程。(注30)

意义建构理论若应用在图书信息学的研究上，Douglas Zweizig and Brenda Dervin 认为，我们不应问谁在使用图书馆、图书馆使用的量，而应该问道，其使用图书馆的目的及图书馆对他的帮助是什么(注31)。过去使用者研究常以人口特质来预测图书馆使用情形，由常态的模式下看使用者，因此，在某一时空(time-space)背景下，某一群人 (例如，男生、高加索人、三十岁、中产阶级) 的行为是一样的，和个人的信息需求情境没有相关性。(注32)

但是，其实是使用者在建构环境，而不是适应环境(注33)。所以，预测及了解人民如何使用信息，必须先了解其信息需求产生的情境。情境对个人的意义，如此才能进一步了解，使用者是在那一种情境下，促使他们使用图书馆(注34)。图书馆若能由意义建构理论来了解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产生的情境，并提供帮助，必能提升图书馆使用率，图书馆存在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伍、结论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社会热门的名词，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可说是渗透到建筑、艺术、舞蹈、音乐、戏剧、电影中，对二十世纪的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注35)，知识、数字化信息的爆增使得人们知识掌握的困难度提高了，因此，需要有一学科扮演解决后现代社会带来之问题的角色，图书信息学正是这样的一门学科。

因此，未来图书信息学的研究，应是问题导向的，即从协助人们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并由人们问题发生的背景因素来考虑，找出解决问题的策略。Gernot Wersig和Brenda Dervin可说是由认知的观点来看信息科学。也就是了解人们每天生活情境的意义，与相关信息间的互动关系(注36)。同样的，图书馆的服务也应如此，若人们日常生活面临问题时，图书馆能提供其解决问题的数据，相信图书馆的使用率必然增加，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也将提升。

注释

注1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 (北京市：北京大学，民81)，页85。

注2 赖鼎铭，「后现代状况下的图书信息服务，」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 第23卷第1期 (民86年)：页44-45。

注3 甘绍平。传统理性哲学的终结 (台北市：唐山，民85)。

注4 哈伯马斯，「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在 Jeffrey C. Aexander, Steven Seidman 主编；吴潜诚编编校。文化与社会 (台北市：立绪，民86)，页417。

注5 哈伯马斯，页423。

注6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着；朱元鸿等译。后理代理论：批判的质疑 (台北市：巨流，民83)，页19。

注7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着；朱元鸿等译，页20。

注8 赖鼎铭，页46。

注9 甘绍平，页6-7。

注10 甘绍平，页8。

注1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北京市：北京大学，民80)，页５。

注12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着；朱元鸿等译，页293。

注13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着；朱元鸿等译，页186。

注14王岳川，页5-7。

注15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着；朱元鸿等译，页21-22。

注16王岳川，页4。

注17赖鼎铭，页46-47。

注18王岳川，页9-14。

注19王岳川、尚水，页22。

注20王岳川，页24。

注21Gernot Wersi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ory: a Weaver Bird‘s Perspective,” in Pertti Vakkari and Blaise Cronin, eds. 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istory, Emprical an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 Taylor Graham, 1992), 205-208.

注22 Gernot Wersig, 1992, 201.

注23 Ibid., 210.

注24 Ibid., 211.

注25Gernot Wersig,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Study of Postmodern Knowledge Us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29 (1993): 229.; Gernot Wersig, 1992, 212-215.

注26 Gernot Wersig, 1992, 208.

注27 Ibid., 209.

注28 Reijo Savolainen, “The sense-making theory — an alternative to intermediary-centered approach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Pertti Vakkari and Blaise Cronin, eds. 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istory, Emprical an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 Taylor Graham, 1992), 149.

注29 Reijo Savolainen, 153.

注30 Ibid., 155.

注31 Douglas Zweizig and Brenda Dervin, “Public Library Use, Users, Uses: Advances in Knowledg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he Adult Clientele of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in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V.7, ed. Melvin J. Voigt and Michael H. Harris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1977), 248.

注32 Brenda Dervin, “Useful Theory for Librarianship,” Drexel Library Quarterly 13 (1977): 19.

注33 Brenda Dervin, 20.

注34 Brenda Dervin, Benson Fraser. How Libraries Help (Sacramento, Ca. : California State Library, 1985), 1.

注35王岳川、尚水，页2。

注36 Nicholas J. Belkin, “The Cognitive Viewpoint in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16 (199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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