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写日志了，不过我一来就要奉献给大家点好东西。尽管非我独创，但可以说，这也是非常契合我个人风格的研究取向——从社会理论视角关注我们这个学科。

社会理论与图书信息学研究

原文出处 www.lac.org.tw/admin/ArticleFolder/2/64期/social.doc

壹、信息社会的图书馆服务与研究：变迁与冲击

日前报章的一则小消息：英国某小镇的居民要求银行收回ATM（自动汇员机），因为他们仍然缅怀往日充满服务热诚与人情味的服务柜台与人员。而就在不远的同时，台湾的上网人口已经突破300万人，不论是上网人口规模或连网主机总数均名列全球前十大（注1）。这两件事恰交织新世纪信息社会下，人类对于信息的狂热追求与迷乱。

信息的变迁对社会与人们的冲击，并不亚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如果说新科技的浪漫憧憬同时，激发对新兴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社会学的兴起，那么，以今日一波波新媒体浪潮的速度：从收音机、电视、计算机到今日的网络，则又是另一个世纪末的革命—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应更急切的以新的视野，面对这样的信息社会以及「新」图书信息学的未来。

重回图书馆学发展的一段公案，美国图书馆学界早期注重人文学术传统，漠视技术，一些图书馆学家认为：技术在图书馆工作流程中大量应用会产生一个重要后果—图书馆服务的质量将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将会导致对充满人文底蕴的图书馆产生猛烈冲击，甚至从而有可能使图书馆走向毫无人文精神的「唯科学主义」等等（注2）。

第二次大战结束前，美国图书馆学界对技术革新基本上持冷漠态度。这可以Butler领导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为代表。芝大向以社会科学的研究闻名，因此Butler自然也以社会科学为该系所发展之导向。在其1933年名著《图书馆学导论》中，Butler甚至指出：「为了把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应该使其舍弃技术的侧面。」（注3）无怪乎Buckland认为如果由卡内基基金会支持设立的这所学校当时设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则美国自二次大战后的图书馆研究，当又是另一番风貌（注4）。

科学技术对于图书馆的效用提倡，在40、50年代有美国图书馆史、信息科学史上的重要人物Jesse H. Shera大加提倡。Shera批评不应有「厌恶技术」之效用的看法（注5）。他在40、50年代致力于以机械方式处理文献，将信息检索教育纳入图书馆学教育，并举办许多重要的信息会议、编撰论文集等，可谓推动信息科学的先驱者（注6）。有趣的是，Shera在提倡科学技术引进图书馆的历史贡献上，反倒不如他对于图书馆学教育理论基础上所提的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那么显目，甚至于，在他的著作中，就直接以《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作为标题（注7）！

我们如果细心的比较Shera对于这两个领域的贡献，则一方面他强调图书馆在人类文化沟通中的角色，以及提升图书馆教育的重要性，并极力促成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的相互合作；另一方面，却也同时忧心于此领域侧重科技轻人文的趋势。

上述的努力都在70年代以前，接下来呢？进入了Daniel Bell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大众社会、后现代社会……等），不同的社会，是否意味着断裂的思维？彷佛一瞬间存在于图书馆学不同取向研究者间的不可共量性与对话的分裂逐渐加深，而此领域的研究人员与实务工作者，也从录音带、影带、光盘到网络，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调整，以求图书馆跟得上技术变迁的脚步。结果呢？杨美华指出这样的研究对象追逐好似让这个学科的训练目标「失了焦」（注8）！因此回顾了学门发展后，有必要再从学门发展的典范变迁重新检视。

贰、人类学式的社会学想象与图书信息学研究的学／术之争

从图书馆专业（librarianship）、图书馆研究（library study）到图书信息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y），从名称上可以显示存在于此学科研究取向的典范递变。如此转变的根本性原因，其实应该归结于图书信息学的研究与学科本身，究竟是学或是术（注9）？学院训练的课程内容朝实务上转变，其方向主要是增加许多与信息、新媒体的相关课程，然而教育与人才培养上面临的困境则仍在名称的争议、学院归属、失焦的教育目标、核心课程的难产、学生来源狭隘、本土性教材、研究工作等方面（注10）。

吴美美曾描述Dan O’connor于研究所课堂上的某次讨论（注11）：

「我们的专业（指图书馆服务）是一门没有理论（theory）的专业！是不是！？」他列举没有理论的专业学科的危机，并静待学生举手反驳他的说法。果然全班硕士新生十余人，都被这样的「控诉」惊呆了‥‥。

如果说欲试图解决诸如此类的困境，则必然需从理论层次上重新检讨问题所在，可能的答案，应该指向对「信息社会」的概念与问题回答上。进一步来说我们可在此学门发展史中发现：大环境中以美国结构功能论与实用主义为主的影响一直存在着（注12）。而当同类社会科学面临相似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危机时，最佳的解决方案可能就在重探社会思潮上（注13）！

以科学技术试图改变人类生活世界的思考，终究必须回到真实社会与真实的对象：人类身上；用社会学家C Wright Mills的话说：我们不能在面对此类社会现象与问题时，失去了关注人类的社会学想象力。正因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典范推向「读者」为主（注14），我们还能舍弃对于这个社会构成体的「人类学式」的想象吗？

姑且先抛开系统（或网络）自身就标示独特意义的这个层面，且就研究图书馆的使用改进而言，当读者甚至于图书馆员不断的被要求必须「学习新技术」、「适应自动化系统的思考模式」而感到不耐时，这些辅助软件与自动化系统的设计者是否曾认真反省过：如此「炫」的画面与功能，以及需要不断重复被开启的窗口与树状结构，是否将原先预期的检索与协助阅读功能推向扼杀研究思考的死胡同？而使用者呢？以马克思的论点来看，将不难发现在此种过程中异化了！

回顾图书馆使用的研究导向变迁的历史，刚开始时只能称做「图书馆流通量时期」，因为直到后来的「读者研究时期」才把真正的重心放在人身上；而后继的效益研究则更进一步评估究竟图书馆让读者得到哪些帮助（注15）。至于说，如何将注意的焦点真正回到人身上，或是说—回归人文主义，赖鼎铭认为图书馆员应谨记：（1）不能老是以科技的角度来进行单向的思考（2）必须回到使用者所需的馆藏资源为中心思考（3）网络资源并非一切，它只是人类知识资源的一部分而已（注16）。

的确，人与机器间的争辩在工业革命后就纷扰不已。就图书馆而言，某些研究与技术的改进的确大幅凸显了人类的局限性，但对于图书馆基础性研究与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上，若舍弃「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及其原理」此一本质性问题，则显见有相当的缺漏。举个例子来说，美国太空总署（NASA）何处不依赖计算机，但肯定的是，其计划执行主持人必定于所研究主题相关领域产生，或者「同时是大气科学与计算机方面的专家」等等。数学与统计的历史可能要回溯到公元前，不论是石头、手算到超级计算机，其基本原理并无二致。今日大学的计算机科系课程虽然研习技术为主，但是在进一步的研究发展时，数学与物理、化学原理仍然是其学科基础；而人工智能的研究甚至必须在计算机专家、人类学家与语言学者下方有开展的可能。由上观之，面临信息技术冲击的下的图书信息学课程与研究变革方向，若只一面倒的朝向技术导向，是否反显得舍本逐末了？

何为本？何称末？进入图书馆工作的图书馆系学生，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声音，因为在他们所面对的工作中，其实有许多部分都与信息技术脱不了关系，甚至向母系发出抱怨：为何学校中没有更多的信息技术课程？！

可能的出路在那里？我们先可从几个方面来思考：（1）理论与实务上的差距有多大？（2）图书馆学圈的教育内容与研究者的研究工作间是否存在着某些鸿沟？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与人类社会中成熟发展的法律体系。法官在人为社会的规范（即法律条文）下进行各类法律秩序的运作，法律条文的设计应是最安定且彼此间应最为周延的，在审理案情时仅能就其界定范围判决。但是不要忘了，如此实务性且社会性的工作，还是常常得回归法学的基本原则去审视，即：法律无规定者按法理、习惯或学说。

即便是计算机系的课程也不可能教会学生所有的程序语言，因为更重要的训练是：学生应能藉由所学的语言中去习得计算机的思考方式。我们的图书馆学教育给了我们这些寻求问题出路的能力吗？图书信息学当面临问题思考上的窘境时，是否应如同法官一样，回到最基础的理论原点上？

至于本文中所称的图书信息学基础研究，对于学生的训练以及实务工作上有何帮助，是不是反而加深「学与术」间的鸿沟？我想，Shera所倡的社会学基础或社会知识论的珍贵处，其实是提醒了图书馆员在面对问题与技术变革时的思维态度。这与「社会理论能做什么？」的问句有相似的回答，即Shera试图如此做的原因应是：这就是当我们要面对社会实在（reality）与真实人类时，不论是学术研究者或实务工作者，应随时具有的胸怀：多角度的社会学观点的研究（注17）！

另外，若从研究方法来看理论与实务间的问题，我们倒也不必像马克思主义者般，强调实践（praxis）与理论的同一性，但是本文稍后也将指出：理论就是一种理论性的思考，就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前导。

参、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多元观点的思考

熟悉社会思想史者，对于Shera 1970年出版《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时间上的巧合应该感到饶富兴味。当社会运动在1968年狂飙到顶点之后，美国的社会研究与社会思潮有着与先前截然不同的面貌与丰富性。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在1969年地球人登上月球时推向另一高峰，而在往后的30年间更以飞跃的方式成长与变化；另一方面从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来说，居主流支配地位的结构功能论与行为主义，再也无力解释接踵而来的社会变迁与社会问题。

同时，所谓的「图书馆」以及「社会学基础」，时至今日不论在内容范围的广度以及深度上，都与以往大不相同。如果说本文试图将图书信息学研究与教育循着Shera的足迹，重探社会理论并寻求可能的研究导向，那么先要回答的问题是：究竟以社会理论为基础对于此学门的研究有何意义？

在社会系的迎新会上，流传着这样讽嘲的玩笑话：「什么是社会学？简单的说，社会学就是『在社会里面学』！」的确，从事这门还算「年轻」的学科研究的社会学家，常常得面对来自「社会各方」的质疑眼光：「社会学有啥好学的？我在社会打滚诸久，本身就是个社会学家！」嗯，不无几分道理。当同样情况，图书馆员（或图书馆系所师生）在面对来自使用者诸如「我经年都在利用图书馆」的诘问以及工作质疑时，有什么理直气壮的说词可以告诉对方：「我是个专业人员」？抑或只能暗自调整自己的身段，并试图说服自己对于计算机的不陌生？

其实上述对于社会学的理解，仍是有点问题的。如果要称的上是具有社会学的眼光，这与街谈巷议式的看法当然有极大的区别。首先，社会学教给我们的是学会观察社会万象的多元观点（ multiple perspectives）。它是一种研究人的方法，一种研究社会与社会关系的科学（注18）。Peter Berger也提醒我们，当观察研究存在于社会中的任何团体、组织、小区、文化与关系………等等时，必须戴上社会学式的眼镜：（1）要发掘社会不体面的一面（2）很多事情的真相都是藏在桌底的（3）社会学是文化相对主义的（4）社会学观察所得也有其共通性（注19）。故藉由多元观点，考察社会的各个面向（包括互动、团体、组织、教育、文化、性别、经济等），并且在不同层次上（如结构层面与关系层面）进行研究与理论建构，就构筑出今日社会的理论。因此，若要重探社会理论以作为图书信息学研究的基础，我们回到图书信息学的范畴中，发现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包含了社会机构——图书馆，以及信息传播的过程，而社会学主要的两个理论典范传统：结构的以及关系的，正有丰富的理论与研究成果，足以扩展此类的讨论（注20）！Shera一再强调知识的社会过程，自是其中一环。

在社会思潮下进行理论的思辩，而非仅是化约成操作变项的研究，有助深入理解我们研究真实社会的所得。经由社会思潮的讨论与哲学性思考，我们得以对世界产生新的理解。其实，我们正可透过如此的训练中，习得「理论性思考」的活动。因此所用名词不论是社会思潮、社会理论或社会学式的研究，目的都在于学习其观看社会的角度，以及不同观点间辩论与对话的过程。

肆、从「空想」到「科学」：社会学理论、理论性思考与研究取向

本文至今讨论的社会学与社会理论，在观点上，对于社会科学在信息社会中如何自处的影响甚多；然必然会受到质疑的是：如何将这门看似充满「哲学幻妙」的讨论方法，落实于实际的信息社会及图书信息服务环境中使用？亦即，看似「哲学」的东西如何成为真实的研究？这个问题，其实早在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Durkheim，为确立这门学科（或科学）的地位，就以其名著《社会学方法规则》加以阐述，在该书中，他认为要使得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社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确立其研究主题与领域，这个主题就在社会事实，而且，这样的社会现象存在于社会，却不能由各个社会成员分别去理解（注21）。而后《自杀论》一书，更以实征研究的方法，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分别的从哲学，以及主要的从心理学区分开来（注22）。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与学术累积，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的观点，当然不能简单的以社会哲学等同之。但是，由于社会科学的人文性与社会性，也使得它们常常面对一种责难：它们不是科学，因为加入了太多的主观意识与非科学的研究。

首先，研究方向与其理论基础的择定，必然是Max Weber所说的「选择性的亲和」（elective affinity）。基本上，社会科学中难以存在「价值中立」（value - free）的研究，相反的，由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关怀，对于社会实在中的各类社会事实进行探索，则必是携着各式的「价值关联」（value - relevance）而为的。否则，以图书信息学门晚近重视读者与其行为的研究，而非只限于书目来看，若只未加思索地任意操弄脱离真实人群活动面貌的抽象数据与表象，反而落入了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圈套中，而这套论述，早就已被批评得体无完肤了！因此，只有当我们能面对实证主义陷误，并且以多元的研究取向开拓本学门的研究时，才能对这个科系的学生声称：「我们所从事与研究的对象，绝对是人本且社会性的真实存在，并非只是一项项被抽离的物，或只是一个个在意涵（signified）上乏善可陈的意符（signifiant）而已！」

其次，理论与实征研究上，实际上并不存在着一道无从跨越的鸿沟问题。然而，为何各式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就同时具有其独有的研究方法呢？理论与研究方法为何是不可分的呢？在这点上，Craib在讨论「（社会）理论之必要」时认为：对于社会理论的了解与学习，「与其说是学习理论的活动，倒不如说是学习理论性思考的活动。」（注23）由于社会理论的目的乃依据其它经验和关于世界的普遍观念，来解释和理解经验，因此，理论真正使我们对世界产生新的理解（注24）。另外，谢国雄以一个社会学家经过田野研究的洗礼后，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田野研究工作的辩证：「我认为田野经验不仅仅是一个『研究方法』上的问题而已。更重要的是：田野研究本身就触及了社会学研究的最根本问题，就是一般通称的『理论问题』‥‥。」（注25）谢国雄虽然是以田野研究作为出发，但是却已经清楚的指出了：在社会理论与其理论导向的研究上，具有其辩证性及一致性。

伍、社会学理论对于图书信息学观点启发的可能：以信息研究为例

今日图书信息学在科学技术革命式的冲击下，许多具历史传统的学系纷纷关门，而有的学系则力图振作苦思应变之道。识者或论此亦一转机也。笔者较有兴趣的是：不论信息课程加入的多寡，在调整设计时的思考，其实均暗喻指向了信息在信息社会中的操弄。

然而研究人员较忽略了在这样的社会形构变迁的面貌下，图书信息学该有的应对。我们是该提出具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供其它学门（信息社会研究的家族：如社会学、计算机科学、信息法学、管理学等）共享，以丰富本身的研究根基？还是只能集大部分的力量，用于不断的计算机技术追逐中，将操作工具代代更新，留给未来研究者的，只有类似计算机书般「上一代技术」才能用的报告书？

在「1998造访图书信息学工作坊」研讨会（注26）中，国内图书信息学界的专家学者曾就此学门的定位、教育课程及未来发展走向等，进行精彩的对话。上文曾提到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层面」，此次研讨会中，陈雪云（注27）即从社会学的观点，提出了图书信息学的理论建构（theorizing libraries），并对此层面讨论甚多。她分别从哲学理念、制度面（国内／外）、组织面、使用者四个典范层次，提出了各典范层次的理论观点与重要研究方法，这些理论观点包括形塑多元之公共领域、全球社会中之图书信息制度、图书信息机构之运作、图书信息机构与专业社群、图书信息使用行为研究、图书信息使用与社群文化认同之关系。

其它与会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有关于图书信息学之「人的」、「社会的」甚至于「理论的」观点：如林珊如观察此学门的重要转变，指出除非真正以「人」为重心，真正从「使用者的视角」去考虑一切的服务与系统设计，才能从服务上提供出贡献。因此除了理论建构与方法论探讨的重要，更应有跨学科的互动与合作研究（注28）。庄道明认为由于NII所带来的冲击，社会与工作环境的全面改观，图书信息学课程应将强理论的研究，并且应带入有关于「终身学习社会」的课题（注29）。值得注意的是，蔡明月分析了美国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与加州柏克莱大学（UC. Berkeley），此学门相关系所的名称与课程改变，以及信息环境的变化后，认为图书信息学是一门跨科际学科，任何外围的每一学科理论，都可以是它的理论，每一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是它的研究方法。因此值得担心的，不是我们要往哪（ㄋㄚˇ）里走，而是有没有条件往那（ㄋㄚˋ）里去（注30）。

诚然，承载人类文明产物的「信息物」，从早期的竹简、羊皮、纸张、磁带到今日的电子产品，信息物的整理与管理一直成为此学门的学习重心，而后才逐渐将焦点着重于服务及真实的使用者身上。以图书信息界的信息研究为例，不论是图书馆本位或信息系统本位，早期均是以「信息系统」为导向，经Dervin建立了建构主义的模型，后随者如Belkin、Tylor、Kuhlthau等人则开始强调读者的信息「需求」方面，而后则扩至信息行为的整个「过程」，也将焦点涵盖各类实际的信息服务工作上（注31）。但若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检视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则先是行为科学，后是认知心理学，虽然摆脱了系统研究的缺失，将研究操作的范围回归以人为主体，但仍多在缺乏意向性的「行为」研究，而较少其它角度的「信息」研究；如此一来，相对隐讳了使用者在互动情境（interactive situations）与社会关系／脉络（social relations/ contexts）中可能的复杂活动。

若以微观（micro）的使用者面向而言，其实，今日的信息使用者不论置身在因特网虚拟的对话社群中，或是终身学习社会所倡导的「网络教育城市」里，信息行为已远较「检索」、面对机／面对面的信息寻求与服务来的复杂，更重要的，这是一个「多人」互动的社会情境。也因此，借镜社会式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社会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以及在教育学上也有甚多研究发现的「俗民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取向研究，或可与行为科学／认知心理学为导向的微观信息研究，达到研究互补的功能。再以本文一开始的例子而言，网络世界中的上网人数与近站参观人数统计，或可作为官方拟定信息政策的参考依据，但是若想作为图书馆服务政策修改的重要参考，则是否应该多了解这些网友，有多少人是因为「带份报纸、找支笔、喝咖啡、吹冷气」甚或「误触自动门」而进来的？而这些网站「为何红」，是否也与网友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虚拟社会网络（virtual community networks）的影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另外有一个使信息行为研究者感兴趣的议题，就是存在于学术研究社群之中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s）概念。这个概念起源于17世纪的著名科学家波以耳，而社会学家是自1960年代开始，对此概念进行一些实征研究。由于理解信息的重要使用者（甚至是生产者）——科学社群中的知识人，是图书信息服务的焦点之一，因此，「知识／文化生产消费」与「知识分子」的议题必然在此处浮现。此时的图书信息学，若无法分享社会学家这方面的视野与研究成果，并提出不同角度的学术贡献，则如何在人文社会研究中，声称「跨」学门而卓立？

晚近社会科学界「科际整合」与理论丰盈的现况，象征今日社会思潮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即：各个理论大师均不再专属于特定领域。此种例子俯拾即得：如Marx不专属经济学、社会学；Weber也不专属管理学、社会学；而Durkheim，除了带动美国社会学界结构功能论的传统外，其「道德教育论」更是教育学的经典之一！更多的例子不胜枚举：Levi-Strauss之于人类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批判理论文化工业之于传播学、Habermas、Marcuse之于政治学、Rowels之于社会学、Freud之于后结构主义‥‥‥等。国内图书信息学界在讨论与界定信息社会时，不也常引用「社会学家」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概念？

国内外的部分图书信息学理论研究，已经往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靠近，并带进近年重要的思想大家如Habermas、Foucault、Bourdieu等人的概念（注32），在研究工作与方法上，或许可循Merton之路径，先进行相关的小规模实征研究，渐次累积成果并藉以建构更多属于此学门的中程理论。（注33），以真正理解在图书信息社会网络中每一环的「社会人」，并作为解决问题思考的途径。因此，灌注社会理论于图书信息学门中，并非乡愁式的复古，反是块成长中的园地，更是充满生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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