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灼华

陈心蓉老师所著的《嘉兴藏书史》即将出版了。这不仅是地区藏书研究的新收获，而且也是嘉兴地方史志研究的补充和发展，相信一定会得到读者的关注。

世纪之交的十多年来，中国古代藏书研究一改过去相当冷落的局面，逐步在学术之林引起了广泛的重视。由文化热引起的一阵阵的读书热、藏书热，也可能会引起研究者对古代藏书楼和藏书家的兴趣。但是，根本原因在于古代藏书活动的多层次、多角度涉及古典文献工作深厚的内容。所以，古代藏书研究的热潮必然会由恢复古典传统、发扬民族精神的提倡而兴起。至今，藏书研究仍然不断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社会人士的关心。有关研究成果是相当丰富和影响深远的，其中，浙江学界对古代藏书研究的成果又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我们探索了一下浙江学界对于藏书研究的逐步升温是非常有意义的。此前，有些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不是群体行动。1996年，宁波天一阁举办“天一阁与古代藏书文化研讨会”，促成了集体编写《中国藏书通史》的举动。1997年，杭州大学历史系举办“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研讨会”，其成果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此后，引发了对浙江藏书楼研究的系列行动，如探讨古越藏书楼、皕宋楼等的演变和消亡，又如纪念浙江图书馆建馆一百年等学术活动，以及出刊《天一阁文丛》，都可以看成是浙江藏书研究的发展步伐。浙江学人对古代藏书的研究，可以应了那句“天时、地利、人和”的古语。所谓“天时”，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后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学术上的开放和繁荣，在发扬传统文明、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社会发展中，读书和藏书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和优秀文明行为的读书和藏书就引起人们的反思和探讨。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人们读书和藏书的行为、思想、观念的演变，也是人们十分感兴趣的问题。所谓“地利”，浙江是文化之邦，人文荟萃之地，宋朝以后近千年间，浙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明的传承根据地。明清以来，浙东史学的发扬与继承、浙西词派文风余韵，都是人们熟识的话题。文澜阁、天一阁东西相映，嘉业堂、玉海楼享誉学林。浙江学者推动古代藏书研究自然是责无旁贷的。至于说到“人和”，自然是浙江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博大的包容精神，浙江的学者和文人建造了历史上影响巨大的藏书名楼，保存了绵延史册的鸿篇巨制，更重要的是，浙江一代一代的藏书家，他们关于造纸、印刷、藏书、读书的观念、思想、技术和管理方式，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厚的藏书余风和人文学养，促使浙江出版了藏书研究的专著和其他研究成果，如近年来出版的《浙江省图书馆志》、《浙江藏书史》、《嘉业堂志》、《天一阁藏书史志》，以及记载天一阁研究成果的文集《天一阁文丛》。这些成果都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和研究浙江藏书历史的重要材料。这些著作给我们鲜明的印象是：作者执著的探讨精神，深厚的文史功底和严谨的研究态度。他们以事实说话，用材料解读，所以这些著述具有较大的影响。我所认识的骆兆平、李性忠、顾志兴、方建新和我们的同学黄建国等诸位先生，年纪较轻的袁逸、虞浩旭等同志都是活跃在藏书研究上辛勤耕耘者，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要在历史研究中做出一些成绩，不经过刻苦努力确实是不容易的。梁启超在论及作史方法时曾指出：“善为史者之驭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变为碎件。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史之改造》）梁启超的说法实际上是要我们在研究具体历史事件时，既要看到它的历史背景，也要看到当时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注意分析其前因后果。这些话对我们进行中国藏书研究应该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中国古代藏书制度，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历史时代，更因为是发生在不同的地区或者是不同统治政策影响下，所以，既会出现有不同的藏书类型，又会有不同藏书目的和工作内容，不同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方法，由于他们的工作不同，肯定会产生不同的社会作用。藏书的内容影响着不同的读者，不同内容的书籍通过各种传播途径会发生各种思想和影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藏书特色和藏书类型，这样就出现了按一个朝代或一个时期编写的断代藏书史，也可以按一个地区或一个类型来写的地区藏书史或专门藏书史。

前面是从时间上来说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从空间上来说藏书史的研究内容。那么，和藏书有关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事件、人物，以至和这个事件或人物相关的内容都可以是我们考察的对象。譬如说，一本书籍产生和流传的过程，首先是作者进行写作或编辑，然后书商或出版人进行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并将其推广到社会。作为一个藏书家选择到某种出版物，或是通过买卖、交换、抄写、补配等等，最终进入到他的藏书内。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此后，藏书家经常要对自己的藏书进行整理，诸如考察版本、校勘文字、编目分类、撰写提要等工作。而为了要提高藏书质量，还不时要对书籍进行形式上的加工和装潢。这些工作实际上就是整个古典文献研究的内容。所以说，藏书史研究也是书籍流传史的研究、文化发展史的研究。当然，要求作者对一个地区、一个时代藏书史的研究做到这么全面和深入，那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这些研究内容恰恰说明藏书史的研究是如此丰富和有趣。

作为最早读到《嘉兴藏书史》的读者，我在阅读之余，感到这项研究可以为浙江藏书研究增添新的内容。因为从现在出版的浙江藏书研究成果来看，有概括全省古今藏书的全省藏书史，也有叙述一个藏书楼的发展史。但是，像古今藏书活动非常兴盛的地区，如杭州、宁波、嘉兴等却缺乏一个比较详尽的地方藏书史。而《嘉兴藏书史》恰恰补充了这方面的缺失。以下我试从几个方面探讨这部著作的特点：

第一，全景式地描述了千年嘉兴地区藏书的活动。作者在著作中分析明清五六百年来嘉兴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对官府藏书和私人藏书的影响，并指出学术文化发展是直接推动该地区藏书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官府藏书和私人藏书的发展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和学术又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者在论述该问题时直接追溯到宋元官府和私人藏书，因为这是明清时发展的基础。同时，作者还把藏书研究的视角延伸至20世纪初年，我国近代图书馆兴起以后嘉兴地区图书馆的发展。特别指出，这些图书馆在保存历史上遗留的文化典籍方面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这种叙述方法既突出了重点，展现了嘉兴地区藏书事业最繁荣的面貌，又没有割断历史，给人一个完整的历史面貌。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重点地记述了嘉兴藏书史的名楼与大家。嘉兴藏书史上出现过数量众多的著名藏书楼，这些藏书楼有些是世代相传的藏书家建设起来的，有些即使是一个人建立起来的，但是它是惠及乡里的。这些藏书楼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教育、传播和文化积累的重要作用。作者在叙述藏书名家时，着重分析了他们的精善本收藏，说明他们在校勘和刻印典籍方面的贡献，同时也记述了藏书家之间的相互交往、友好的借阅和传抄书籍，互相研究和讨论学术问题，甚至互赠书籍，共享收藏和阅读的乐趣。作者在书中还设立专章，列举了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嘉兴藏书名家的献书和收入《四库全书》的情况，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重要事件。此外，作者还列出了某些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以及他们所撰写的书籍题跋。所有这些工作，为读者具体地了解藏书家的生活、认识藏书家的历史功绩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像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称道的。

第三，作者广泛地利用嘉兴地方文献的记录，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从而使研究内容相当丰富和充实。全书结尾部分，集中分析嘉兴藏书家对纸本文化传承的杰出贡献。这对于读者理性地理解藏书家的历史贡献也是很有帮助的。

以上是笔者阅读《嘉兴藏书史》的几点粗浅体会，如有不当，敬请批评指正。

谢灼华

2010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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