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月8日）下午与家人逛街走过陕西南路，偶然发现可免费参观的丰子恺故居，它安静地藏在一条西式弄堂民居中的二三层，几位老年志愿者热情提供服务，那里除了照片和少量文字，还展示了当时的实景，比如文革9年中他晚上一直蛰伏在比身高明显短一截的铺板上过夜。参观中意外得知复旦校歌原来是由丰子恺先生谱的曲（刘大白词），还让我第一次听到这首带点苏联歌曲味道的乐曲。我觉得上海滩今天那些显赫豪华的场馆当然具有充分的文化“显示度”，但是这些逼窄空间之间恐怕才真正体现出上海文化的精神。而让我写这篇博文的是指楼梯转弯角墙上看到一段文革抄家经历，那是丰子恺小女儿的亲身经历，文字平实无华，只是描述事实经过，很少情绪。即便这样，还是让我感慨。事情与最近一段经历有关。

文革过去50多年，人们似乎尽一切可能将它忘记，比如许多地方沿革名人简历，60年代中期那段经常莫名消失，即使建国建党宏大编年史，也只是在实在无法绕开时引上几句官方“定论”，决不多嘴一句。真该表彰一下“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文革资料大量流到美国几个大学的东亚系，而残留国人手里的少数则成为等待哪天可上拍卖场奇货可居的“珍藏”。现在的年轻人考学打工、吃喝玩乐之余，基本不想去知道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因为痛恨腐败，还会怀念当年那“寡而均”幻觉中的美好。大家当然听说过“浩劫”二字，但是其中的痛楚，当事人大都不愿回首，后来者则无从得知。

开始有了点闲暇的我们中学同班同学，虽然跨越千里，不久前通过电子邮件刮起来一阵怀旧风，有几位积极分子带头，先是找出当年的照片和后来的录像，循着这些影像线索，大家回忆起当年的校园生活，兴奋之余有人还晒起二代三代（既不富也不官，只是“班二代”）的照片，谁料似乎美好的回忆引发了其中一些同学的痛苦，不经意之中那些往事触动了沉寂多年的创伤。当年的本班曾经还算和谐，没有“高干子弟”的嚣张，也没发生学生毒打学生的悲剧，然而政治造就的差距已将同学分为熟悉而又陌生的不同群体，比如我父亲1957年不幸“中枪”，所以临近毕业时班上没有经过任何看得见的程序两位学生党员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我连妒忌心都没有，心平气和地认为自己就是“二等公民”。当然还有比我更加不幸的，有同学父亲曾够得上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尽管据说政治上进步，但是阶级斗争仍然没有放过他的子女，在这次“钩沉”中有人回想起这位同学被列入“反动学生”名单，如果刘少奇继续主导文革的发展，据说这些反动学生有可能被送去劳改。于是游荡在我们这些本该含饴弄孙善良老人之间的就是那个可怕的问题：是谁制定了这份名单？是谁把这位平日从不惹是生非（学习成绩也没到好被人眼红的地步），拨乱反正后入了党甚至成为一个单位党委书记的同学推到政治生命的悬崖边缘！

我可以庆幸自己，当时被边缘化现在成了免疫证明。当然仅仅限于这个事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概10多年前，我们班上部分同学请来久未谋面的几位老师聚会，期间一位老师对我说“那时你给我写过大字报”，虽然语气平静，却震撼了我。我记得此事，但在此以前从不自责，一直以为那属于大势所趋（“炮口”远不止瞄准这位老师），在当时环境下文字内容似乎还不算太出格，基本上人云亦云而已。现在才体会到，原来那些我不愿意去反思的“小事”，竟然成为这位温文尔雅的女教师记住三十年的心头之痛！实际上她的课是我的强项之一，我可算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之一吧，可能正是“好学生”的不实指责才具有那样久远的杀伤力。这哪是一声“对不起”可以轻轻抹去的！

文革是个特殊的运动，其间每个阶层每个人群在不同阶段都轮番遭遇过劫杀，最后1976年清明节广场上发生的一幕则让文革的始作俑者也感到了恐惧和悲凉，没有胜利者。对于芸芸大众，似乎人人皆无辜，个个都辛酸，受害者不愿正视自己在另一个场合也做过加害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该不该去揭开那些永远无法痊愈的伤疤？这个难题堪比让丹麦王子纠结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那么，我们该怎样来回答那个可怕的“谁干的”问题？我想应该如标题所说，教训不可遗忘，但不要沉湎在仇恨中。中国不该假装没有发生过文革，那些记载着可能令各类当事者难堪、羞耻或后悔莫及事实的载体：文件、报刊和传单大字报不该被销毁，应该有博物馆、应该有正史也有那些常常不太准确的口述史等“野史”，加上数量上不少于抗日战争主题的小说、电视和电影，让作家艺术家来解剖文革暴露出来的人性和人心，至于那些是是非非，不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或经过什么程序批准出一个标准答案，让历史来去伪存真，让更加聪明的后人自己来判断。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这代和以后各代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不是为了清算或报复，不要让仇恨发酵，目的是让我们这个多难民族能够恢复健康的心态，而只有国民心灵的强大，才有国家的真正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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