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那些没有说过“竞争情报”的先驱们
2014/10/9 点击数:3586
[作者] 老树根新生涯
[摘要] 2009年在美国芝加哥SCIP年度大会闭幕式发表获奖演讲时,我曾向包昌火老师等几位未能来到现场的中国竞争情报先驱们致敬,其中提到了杨沛霆老师。杨老师是我尊敬的前辈,在1994年香山会议的报告中,我就谈到“杨沛霆同志可能是国内最早在文献上讨论intelligence与科技情报工作关系的”,但是我并不“为尊者讳为贤者隐”,实际上他在1980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并不认同这个词与我们所做的有什么关系,认为那是与科技情报“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两个不同的概念”。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竞争情报事业走过的20年
2009年在美国芝加哥SCIP年度大会闭幕式发表获奖演讲时,我曾向包昌火老师等几位未能来到现场的中国竞争情报先驱们致敬,其中提到了杨沛霆老师。杨老师是我尊敬的前辈,在1994年香山会议的报告中,我就谈到“杨沛霆同志可能是国内最早在文献上讨论intelligence与科技情报工作关系的”,但是我并不“为尊者讳为贤者隐”,实际上他在1980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并不认同这个词与我们所做的有什么关系,认为那是与科技情报“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么为什么我也把杨老师作为我国竞争情报先驱者提出来呢?这是因为我一直有个信念,竞争情报是一个实践为上的领域,它需要理论和研究、需要方法和技术,但是最重要的是实践。当年任职安徽省铜陵市科技情报研究所的刘怀宝在《图书情报知识》1987年第2期上的文章“略论竞争情报及其搜集方法”可能是国内第一个在公开发表的文献讨论竞争情报的,这样的工作无疑是有价值的;以后还有以包老师为代表的那些大家熟悉的名字通过聚焦竞争情报的文章、著作、会议和研究课题,推动了竞争情报今天在中国走到这样一个高度。但是,在回顾我国竞争情报事业发展时,我们不能忽略实践者的足迹,他们或许很少写文章做演讲,不一定有时间专门研究国外情报文献,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CI或竞争情报这样一个名称,而他们在认认真真地做着实际上就是竞争情报的工作。中国竞争情报事业,就是在大量实践者和少数引领者共同努力之下浮出水面的。
杨老师虽然没有专门研究美国Intelligence的思想和运作,但是他本人担任过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领导,曾经外派驻日使馆工作,有过竞争性科技情报工作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他在1971年发表在中情所内刊上的“日本人是怎么摸大庆的”文章,对国内同行甚至更大范围的读者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经济技术竞争情报起到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而且这种影响延续多年。我就是受到这篇文章启蒙的人之一。在大学读书期间,我因为好奇曾用1979-80两年的暑假在上海图书馆“扫荡”图书文献和情报书刊,不知道是不是管理上的漏洞,我幸运地在阅览室读到这份内刊,而且发现当时的文献情报内刊(包括简报)多次转载这篇文章,以后该文的一些片段仍然经常出现在竞争情报文章中,以致30年以后杨老师在他担任主编的《中外管理》2002年第5期卷首语上再次转述。那篇文章的素材看来并非杨老师最先挖掘,但是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发现这样典型的案例,不能不说是具备了竞争情报的眼光。
“没有说过竞争情报的先驱们”当然远不止杨老师一人,更多的可能是无名英雄。几年前我们在完成国家社科规划课题“国家竞争情报”中有个认识,就是虽然竞争情报这个提法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在中国,但是相关的实践活动肯定还要早得多。我们认为,由周总理亲自提议,创建于1956年的中国科技情报系统,在实质上就是在科技领域的国家竞争情报系统的雏形。虽然我国那时还不是市场经济,但是由于世界上两大“阵营”的对抗性和竞争性,它具备竞争情报的许多基本特征;而其最大成就是建立了全国的系统、取得了实效,虽然没有多少论文专著留下来,但包括两弹一星在内那些立国之本的项目上,已经镌刻上了情报的名字。我多次给年轻人讲一个例子,上海市核工业研究院在筹备其创建纪念时曾专程到情报所来拍摄当年他们来查阅资料的场景,就是一个证明。
当然,毕竟时代不同了,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市场经济的改革完全改变了情报工作的业态,那时的许多具体做法在今天已经完全不适用了,但是当年积极进取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在今天并没有过时。毋庸讳言,中国科技情报系统一开始完全是模仿苏联的,那时的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还有苏联顾问。即便是那种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完全照搬,甚至名称实际也是借用了日文汉字(几十年以后发现歪打正着,用得还是非常准确的)。后来形势发生变化,我们就开始寻求符合中国具体条件和可能的科技情报工作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确实走出了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美国、日本等任何一个外国的道路。
今天我以这样回顾的方式来纪念中国竞争情报事业20周年,并不只是一种怀旧,我希望中国竞争情报事业继续实践至上的好传统,以更好地完成用信息支持决策和执行的任务为最高目标,不要过早以系统化、标准化和“学术化”束缚自己,甚至也不要太在乎竞争情报这个名称。在上世纪80-90年代,业内曾经有过情报、信息的名称之争。我认为,名称是一个行业的标识,固然很重要,但是它毕竟没有我们做的事情那样重要,竞争情报也是这样。国外同行也一直对CI这个名称颇有微词,只是一时找不到更加合适的替代品。就从不太长的历史看,我国的科技产业情报工作并非是对名称有了共识之后事业才发展起来的,在今天互联网和大数据正在打破行业壁垒,跨界创新大行其道之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拥抱新技术和新业态,是我们的事业再创辉煌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