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的人生追求从两条线展开
2025/3/25 点击数：8
[作者] 建中读书
[摘要] 我的人生追求从两条线展开，一是Waijiao，一是图书馆，当不相干的两条线出现交叉的时候，新的机会出现了。1984年3月，我应文化部邀请作为中国缩微技术考察团的翻译访问日本，回京后还来不及回上海，就作为英语翻译全程陪同英国图书馆代表团一行到北京、武汉和上海访问。一个月内同时承担日语和英语全程翻译的事很快就在业界传开了。
我的人生追求从两条线展开，一是Waijiao，一是图书馆，当不相干的两条线出现交叉的时候，新的机会出现了。1984年3月，我应文化部邀请作为中国缩微技术考察团的翻译访问日本，回京后还来不及回上海，就作为英语翻译全程陪同英国图书馆代表团一行到北京、武汉和上海访问。一个月内同时承担日语和英语全程翻译的事很快就在业界传开了。
说起英语，我很感激文化部组织的为期半年的英语强化培训。从1983年9月至1984年1月，上海图书馆推荐周抗美、王仁芳和我三人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周抗美和王仁芳在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有良好的语言基础，而我没有系统学过，但我知道强化班的目标是口译，所以抓紧一切机会练习口语，一有时间就找英语好的同学边散步边练口语。我的口语进步很快，加上学习期间参加过几次翻译实习，结业典礼上代班老师用英语发言的时候指明要我翻译，除了几个词出了点差错，总体上准确流畅，给在场的杜克司长等领导留下深刻印象。
回上海后不久，就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办理出国手续，随中国缩微技术考察团访问日本。当时，文化部根据中央领导“把全国收藏的文献资料尽快用缩微办法复制出来”的批示要求，准备成立“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并建立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湖南、湖北、山东、山西、四川、重庆、广州、南京、甘肃等14个拍摄点。我们的出访是在中心1984年1月正式成立前十个月，是为全国缩微复制体系建设铺路的。代表团一行五人来自全国各地，四位是专家，后来都担任了中心的领导或技术总监职务。
1984年3月11日起开始为期12天的学习考察，目的是深入了解日本生产的缩微摄影设备的品种、性能、水平，缩微品的拍摄、冲洗、拷贝还原、检索技术以及缩微品的保管使用、技术人员的培训与考核等问题。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熟悉缩微复制技术及其术语。就像在金山石化总厂实习时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基本掌握了缩微技术基础知识。
12天的行程基本都在东京，主要在接待方的日本缩微复制公司，然后走访国立国会图书馆、文部省文学研究资料馆、东京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以及缩微器材生产单位富士照相胶片公司、佳能公司等。行程表排得很满，一站接着一站，每天不是参观就是听课，没有一天是轻松的。代表团成员都是带着问题去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密集提问和讨论。如果没有下一站的话，通常会拖延到很晚。回到住所，大家还不停地讨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我也要跟进他们的话题，否则第二天就无法确切地将问题带到会场。给我们上课的都是高级技术人员，不仅精通业务，而且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我们住在公司的招待所里，五个人挤两个房间。日本的住房不仅空间小，而且隔板都很薄。我们说话声音响，争论时像吵架一样。白天没有解决的问题，晚上继续讨论。邻居见到我们只能委婉地说：“你们很认真啊，把工作都带到家里来了。”我们每天像上下班一样，与市民一起挤地铁。日方告诉我们，为了准时抵达考察点，地铁出行是最佳选择。这样的话，我的任务更重了。翻译不仅是译员，而且还要像导游一样，安排并解决好行程中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时我二十七八岁，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再加上事先做足了功课，可能是脑子始终绷紧的关系，整场整场地翻译下来并不觉得怎么疲劳。双方领导喜欢摆弄一些古诗词，也正好配我的胃口，因为平时我特别喜欢摘录好词好句，这时派上了用场。人家以为我的日语很好，其实都是平时背出来的。
回国的时候，机场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负责接待我们的日方负责人远远地招手让我过去，他握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话：“你很优秀！”（あなたは素晴らしい！）听了这句话，我眼眶都湿了。整整十二个日夜，总算圆满完成任务了。
回到北京，还来不及返沪，就接受了陪同英国图书馆代表团的新任务。在等待的几天里，我很快转换情景，熟读英语，
代表团的访问主要是讲学，之前给了我演讲稿，我负责翻译团长、大英图书馆参考部总监亚历山大·威尔逊（Alexander Wilson）先生的报告，他报告的题目是“图书资料保存与使用的矛盾处理”。虽然在北京访问期间翻译出了一些小差错，但到武汉和上海就已经很顺利了。
代表团成员中还有图书馆学教授和公共图书馆馆长，其中彼得·哈佛—威廉斯（Peter Havard‐Williams）教授，曾经是国际图联的副主席，担任过欧洲理事会图书馆的馆长。在当时，这样的层次是比较高的。4月9日和10日两天，应湖北省图书馆学会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邀请，代表团在武汉大学作学术报告。四位英国专家都做了报告，我仍负责翻译亚历山大·威尔逊先生的演讲。然后，11日至13日，我随代表团一起来到上海，在上海主要是参观考察。有一次我们从复旦大学图书馆回酒店时路过乍浦路上虹口图书馆的老馆，有人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区级图书馆，代表团一成员提出要去看看，一方面担心安排太紧，一方面图书馆门面很杂乱，我们没有同意，但他们执意要看，团长风趣地说，我有一个图书馆鼻子，闻一下就足够了。我们只好再开回来，本来他们对上海的印象很不错，但这一下搞砸了。代表团住在淮海中路上的一个独栋西式公寓，我方按特殊贵宾的要求接待，他们都感到满意，但回国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哈佛—威廉斯教授丢了50英镑。我们大家都很着急，翻箱倒柜地找，本来安排好晚宴上唱唱歌，这下兴致全无。团长反复说没事，但我们觉得不是小事。第二天出发前，团长告诉我们说钱找到了。我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但心里很不爽，外事无小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