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读胡文辉先生所著《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上下两巨册，真是好书。注解陈诗，虽有潜山余英时氏筚路蓝缕于前，而文辉先生后出转精，愈加邃密，读之令人叹服。此书与本月新出《现代学林点将录》（胡文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皆为必传之作也。

下面仅就文辉先生关于《辛未九一八事变后刘宏度自沈阳来北平，既相见后偕游北海天王堂》一首的笺释文字，引出一些参考文字如下。

东北事变后，陈寅恪与所有国人一样，感到极大震惊。他有一友人刘宏度自沈阳来北平，二人偕游北海天王堂，陈寅恪赋诗云：

曼殊佛土已成尘，犹觅须弥劫后春。

（天王堂前有石牌坊，镌“须弥春”三字）。

辽海鹤归浑似梦，玉滦龙去总伤神。

（耶律铸《双滨醉隐集》有“龙飞东海玉滦春”之句）。

空文自古无长策，大患吾今有此身。

欲著辨亡还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

文辉先生关于曼殊佛土、辽海鹤归，玉滦龙去、“空文”、“辨亡”等等的论说，都非常准确，更为精彩的还是下面这段话：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仅一周即攻占辽宁、吉林两省。其时蒋介石正全力剿共，亦无力抗日，在事变后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演说。”（页95）

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确，是“张学良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政策”，而“蒋介石正全力剿共，亦无力抗日”。这个判断符合历史的真实。

但奇怪的是，翻过一页，却读到如下文字；

“陈新甲奉崇祯皇帝之命而欲议和，而张学良亦奉蒋介石之命而不抵抗。”（页96）

我不知道这是文辉先生的原意，还是为了与正统党史保持一致而被技术处理过的文字（《现代学林点将录》的印刷版和网络版就有不少文字差异），“张学良亦奉蒋介石之命而不抵抗”一说，值得商榷。

学界经过多年的研究，该问题应该是有比较清楚的结论了。

一、从利益博弈来说，蒋介石政府不可能命张学良“不抵抗”

1930年前后的中国实质上依然是军阀割据状态，蒋介石中央政府，政令不出东南五省，对中国仅仅是形式上的统一。1930年,中央军平定北方军阀叛乱后，将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以自已的鲜血所换得战果，悉数让一枪未放的张学良所攫取。而胡宗南等中央军官兵，包札好自己的伤口，掩埋好袍泽的尸体后，又奔赴统一祖国圣战的前线。让张学良在北平享受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所取得的战果。张学良除原有的东北四省外，还拥有华北四省、市。这八省、市的“财政收入悉数截留，不以一纹解国库。”且不准中央军进入东北。而当时中央“政令不出五省”，张所管辖的地方比南京中央政府实际管辖的地方还多。有作者在他的书中称：张学良是“天下三分有其二”。（见《张学良口述自传》，王书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第十一章标题。）从军力来说，正如张学良晚年回忆：“我们东北军拥有三十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二十万，所以从数来看，我们占很大优势。”张学良还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我东北军炮兵厉害，我们有兵工厂，自己做炮弹。”张学良的库房：“仅他家的私人银行边业银行，在东北的资产就在一千万元以上。行中还有张家寄存的四万几千两黄金和许多古董，大帅府还有六个金库 。”官方财产达一百七十亿。（见 《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147页。）张的军火库有：飞机二百六十二架，各种炮三千零九十一门，机枪五千八百六十四梃，步枪、手枪十一万余支……。且几十万边防大军，一直养精畜锐，多年来，没有一次像样的战斗任务。“养兵千日，用兵一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事，正是江西剿共关键时刻，蒋介石无法分兵北上，怎么可能会让张学良“不抵抗”而让日军长驱直入呢？

蒋介石政府确实有“不抵抗主义”的思路。早在1928年5月，蒋介石的日记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当年4月，蒋介石自徐州誓师，率兵北伐，目标是打下北京，结束奉系军阀的统治。同月19日，日本出兵山东。5月3日，日军在济南肆意杀害中国军民，残酷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4日夜，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10日，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王正廷、蒋作宾等在兖州与蒋介石会议。当日，蒋介石日记云：晨，到兖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余决心，以退至运河沿岸鲁西与徐北，与之决战也。可能，这是近代中国“不抵抗主义”的最早源头，也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滥觞。

11日，日军进攻济南城，蒋介石日记云：闻今又攻济南城，昨今连命其放弃济南，消息终不得达也。决将总部移动至济宁，余自渡河北伐，暂避倭寇。以原定目标为奉张，如转移于倭寇，则多树敌，有背原则也。蒋介石的这一页日记说明，他之所以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不抵抗”，也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这就是，坚持消灭奉系军阀的原目标，不能多增加一个敌人。

蒋介石的决定实际上是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集体决定。5月9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四条：1.令蒋、冯（玉祥）、阎（锡山）三总司令会商军事机宜，继续北伐。2.令李（宗仁）、程（潜）、白（崇禧）三总指挥，率湘鄂两军，迅速由京汉线进攻，在最短期间会师北京。3.令外交部，再对日本严重抗议。4.由国民政府致电国际联盟，声述日本出兵山东、杀害中国外交官及士兵民众，炮击济南及其附近种种事实。（《昨在首都举行的最高联席会议》，《中央日报》，1928年5月10日，第1张第2面。）这里，没有一条提到要对日本的挑衅予以还击。次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在上海报告中央应付方针，声称：“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先要铲除军阀，要准备将来的抵抗，所以现在要准备体力、财力、武力，以为将来最后最大的争斗。”（《叶楚伧报告中央对日应付方针》，《中央日报》，1928年5月11日，第2张第2面。）“准备将来的抵抗”，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现在不抵抗”。11日，《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说：“田中义一加入张作霖、张宗昌的联军，多方挑衅，想要我军双管齐下，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同时攻击，以便分散我军的军力。我们务必不落他们的圈套，坚持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完成北伐，后打倒帝国主义。”（彭学沛：《民众反日运动的方针》，《中央日报》，1928年5月11日，第1张第2面。）这正是蒋介石的思路。

不过，九一八事变后的局势显然更为紧张。而且，蒋的“不抵抗”思路也仅仅是针对中央军。就利益博弈来讲，蒋介石显然希望东北军正面抵抗日军，不但可以借此消弱东北军地方势力，中央政府正好也可以全力剿共，一举两得，在掌控全国方面有更为实质性的进展。但张学良从地方利益和个人私利出发，不愿意独自承担责任，放弃了抵抗。所以，张的做法被称为是“拉全国人民一起上吊”。日本关东军随后以1万余人进攻有14万人中国东北军，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东北三省。

从下面事实也可看出中央政府与东北军在利益上的博弈：自从东北军守锦州开始，先后无数次向中央提出弹药、人员、资金方面的支援，结果中央政府一方面坚决要求东北军抵抗，另一方面却分文不拔，东北军将领认为中央政府这样做，是要将东北军置于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奉系军阀的势力。其中，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道：“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由于从财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东北军的资金，辞职下台。

二、无中生有的蒋介石《铣电》

关于九一八时期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洪钫回忆说：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守。（《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页。）洪钫当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

此外，还有另一个当事人赵镇藩的回忆，他说：当年8月，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日军情况，回来后传达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外交解决。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非暴力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他写道：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的《铣电》（八月十六日），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4页。）赵镇藩当时是第七旅的参谋长，北大营的守卫者。他的回忆也应该有权威性。一个洪钫，一个赵镇藩，两个当事人的回忆都证明有《铣电》，则《铣电》的存在似乎不容怀疑。

不过，《铣电》的存在也还难于论定。这是因为：第一，洪钫和赵镇藩的回忆均系多年后的回忆，只有片断文字。而且，更关键的是，该电始终不见于各种文献档案。台北政治大学的刘维开教授曾遍查大陆和台湾的各类档案，包括保存蒋介石资料最为完整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均不见此电。因此，他主张对此电存疑。（《蒋中正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第二，唐德刚先生在访问张学良时，曾说：“那他这种伪造文件造得好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先生这里提到的“吾兄”云云两句，正是《铣电》中的关键词语。然而，张学良仍然表示：“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第434页。）

上述谈话中，唐德刚虽然特别引述《铣电》的关键词语以提醒张，但张学良仍然坚决否认。这种情况，似非老年记忆衰退可以解释。据此，《铣电》又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前几年，曾有人在书中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的展柜中藏有《铣电》原件，电询该书作者，该书作者自承：“此书不足为据。”（参见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18页。）

9月6日，张学良曾有《鱼电》致臧式毅与荣臻等人，电称：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张学良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88页。）后来洪钫、赵镇藩回忆的《铣电》也许是《鱼电》的误记？（宏亮按：大陆《文史资料选辑》中的这些“误记”，很可能是有意为之。）

张学良在接受张之宇姊妹访问时，曾谈过他下达《鱼电》的想法：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日本要挑衅。（所以下了）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我的命令大概是九月，我在医院下的命令。九月。我忘记了，反正是九一八以前。我给东北（军下命令），日本来挑衅，我们不要跟他抵抗，……他要来挑衅，我们要躲避……没有想到大规模的……这种大的来啦，惹得国际的问题，世界的问题都来了。（张之宇、张之丙：《张学良口述历史》。）显然，张学良所说“在医院下的命令”，当即上述9月6日给臧、荣二人的《鱼电》。

两国交战是大事，不轻启战端，慎重、冷静地处理日方的挑衅是必要的，但是，慎重、冷静不等于完全放弃有理、有节的抵抗。以忍让求息事，完全放弃抵抗，将会助长敌人的气焰与野心。《鱼电》虽然针对小规模冲突而言，但它仍然是一项错误的决策。

不仅如此，张学良后来还在《鱼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了，这就是要求有关部队收缴士兵的武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10时，张学良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访问时坦言：“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18日晚）10时许，日兵突以300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被击毙三人。”既然中国军人手无寸铁，自然只能“尽任日军所为”了。

张学良在重获自由后，还坚决否认有人说他曾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的说法，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

另外，关于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参看明镜出版社2010年5月新书陈守中《劫蒋者之梦》中第十一章“九一八不抵抗责任考”有关内容）

在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

三、张学良在晚年的谈话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他是在完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令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

1991年张学良赴美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国民党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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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张学良的不抵抗，使得中央政府的剿共目标功败垂成，客观上挽救了我党。因此，在正统的我党历史上，“不抵抗”这个民族罪人的责任，就只能让蒋来承担了。而数年后张学良在“双十二事变”中的目的和作为，将是另一个更为惊心动魄的故事了。

2010年9月7日星期二,宏亮记录于成都百花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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