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明德 星期三 晴.

龚明德：有些事，一定要弄清楚

2012年04月25日04:30 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

本报记者 蒋蓝/文 祥惠/图

本期嘉宾

龚明德，集书爱家、学者、作家三位于一体，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1953年生于湖北南漳，1969年至1983年在湖北先后任小学、中学、大学教师。1983年调入四川文艺出版社，以组编新文学研究、文艺理论、散文书话领域的高品位图书著称。代表性责编作品有《〈围城〉汇校本》《董桥文录》《巴金书简》《林徽因文存》《巴金的一个世纪》等。致力于“五四”新文学研究，著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新文学散札》《昨日书香》《文事谈旧》《书生清趣》《有些事，要弄清楚》等考证和书话随笔集。2007年11月调入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职。

“南龚北姜”，汗牛充栋

记者（以下简称记）：老作家、老出版家钟叔河给《藏书报》题词时，最先提出我国藏书界“南龚北姜”一说，即西南的龚明德、北方的姜德明。

龚明德（以下简称龚）：这当然是误传，我的书没有别人的多。我1983年从襄阳隆中的一所大学调到四川文艺出版社。到成都时我只有三麻袋书，顶多三四百册。

我存书的兴趣多跟自己研究“五四”新文学及工作有关。我在出版社工作22年，要编辑出版的书稿一旦离开了相关资料，认真、刻苦用功也是白搭。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用工资和稿费大量买书，建立起自己具有一定规模的藏书。另外，我的写作必须作靠藏书。我充当一本书的责编，一般都会写一篇相关文章，都要翻遍所收藏的相关史料。日久天长，就有了“汗牛充栋”的景象。我早说过，“如果没有书房，我早就自杀了。”

记：您一年购书的开支大约多少？

龚：与书界朋友比较起来，我的买书量其实不大，每月在二至五千元左右，有时要突破这个数。我买的书，一般印数不超过千册。我的一位朋友，去年一至十月间的购书金额就达几千万元！每年购书几万元的不乏其人。我很感谢师大文学院对我的支持，让我的书有了一个气派的家。

从版本差异中求证求真

记：我发现你的藏书里除了新近出版的现当代作家的作品集，尚有很多旧书……

龚：我买书的渠道有百分之七八十在成都旧书市场。每年收到的赠书也蔚为壮观，真正要用的书还得靠自己花钱买。另外我是“毛边党”，这是受鲁迅和唐弢影响。毛边本是“小众的美”。少数人爱书爱到一定的层次，必然会爱毛边本。从实用角度来说，毛边本周围的空白较多，便于阅读，看起来也爽快得多。而且毛边本的“毛”三面不切，给人一种原始朴素的美。看到毛边本和看到切边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可以说二者就是“贵族”与“平民”的区别。我自己要用的书，基本上全是毛边。全国有一二十家出版社，出一些书时会给我留一两本毛边本。

记：仅民国版书籍和民国老刊物您就有好几千册，您还系统研究过现代作家章衣萍。

龚：所谓因缘，好书可遇而不可求，但学问与访书确有深刻关系。祖先给下一代留了满屋子秘籍，多半也成不了事，就是这个道理。我有一次遇到某校处理藏书，我挑选出的近现代文学书籍达几吨！每本5角钱，其中有臧克家的处女诗集《烙印》初版，现在怕是涨了几千倍！一次偶然读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发现初版里有“寡妇梦见××一场空”的句子，后来均改成了“寡妇梦见好梦”，我觉得好玩，开始研究不同版本的差异。这一弄就弄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有人说，此书是中国现代文学版本学的奠基之作，似乎有点过誉，但是事实。

二十多年前，我觉得应该为章衣萍这个在成都生活了十年、被鲁迅讽刺过的作家说点公道话。我查阅了大量史料，那个栽在章衣萍头上的最受批评的“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的原话，其实是汪静之的发明，我写了一系列文章，影响最大的反馈就在于，“逼”得新版18卷《鲁迅全集》修改了这条注释。这样的例证还有不少。

文化是“闲”出来的

记：您细读各种史料或原著，用铁证推翻伪证，从文学作品大量改动的情况中发现了不少作者或手书之误。

龚：我要用自己的力量尽量弄清新文学究竟有哪些改动？这是实证研究，有人总结我的研究特点：一、把初版本看作实物；二、探究改动背后的真相；三、对抓住的问题不懈地追问；四、发掘被主流文学史所丢弃的作家作品乃至文学现象。这一趋势在2007年我进入高校后得到了进一步厘清。我目前为硕士生开的课就是现代文学考据与版本研究。我提出：考据是一种精神，版本是一种意识。我要为学生建立为人和为文的一致性及坚定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基于事实的怀疑精神。

记：可否举点例子？

龚：我让硕士生做巴金《随想录》的版本文字对读作业，学生分工对读完150篇巴金名文之后，发现在巴金生前，他的一本公开出版著述中的“人权”全被改成了“做人的权利”。法律专有词汇被改为一般性口语组合，估计巴金本人以及所有巴金研究者都不知道这个修改。艾青有首诗叫《忏悔吧，周作人！》，后被大量删节，面目全非，连艾青都搞不清楚原作的面貌了。我查找出不同时期的版本，考证原始诗作，做了订正。艾青得知后感叹：“这个龚明德，真细心。”我却心情沉重：新文学仅仅几十年历史，就有了那么多的“混乱”，需要细心梳理，如今有几个人愿意做、能够做这样的苦工？

记：听说您通读过全部11版《新华字典》，有这事吗？

龚：我不但读完了全部版本的《新华字典》，连新旧《辞海》和新旧《毛选》的与我的研读有关的内容我也要读好多遍的。1998年5月第9版《新华字典》出版后，有论者称为“一本错误率为零的书”，我根本不信。仔细一找，找出了不少错误，前后围绕《新华字典》写了200多篇文章。你看看我正在使用的教材，这是大学者钱谷融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1917—1949），已经印到第3版了，其前言说：“本教材历史悠久。从20世纪80年代问世以来，一直为全国各高等院校所选用，深受广大师生欢迎。”可惜单是张爱玲的《金锁记》，才3万字，我校改出的错别字、遗漏处就有几百个！ 这本几百页的教材，我改得满纸皆红，不忍卒读。高校教材都如此，一般读物简直就不用提了。

记：“无错不成书”固是戏言，关键是体现了现在人们的群体心态。

龚：文化是“闲”出来的，文化不是争分夺秒“忙”出来的。文化其实是两个字，“文”就是要像小火熬汤那样，“化”是要用文火融化。文明的两大特征就是价值观念和理性精神。很多伪证和谬误，推翻它的证据就藏在公开出版的史料里，关键是你是否有恒心和眼光去发现。在一个急吼吼的时代，一些人口头在强调求真务实，但骨子里渴望“超常规发展”。这样弄出来的文化制品，唉，不看也罢。

至今未读懂《随想录》

记：您对四川现当代作家颇有研究，有何新发现？

龚：四川籍作家如叶伯和、蓼子湮灭无闻几十年，我1994年8月7日在猛追湾游泳池地摊上花大价钱买回的这本新文学善本《蓼子遗集》，是成都西方社1934年11月初版，仅印300册。蓼子本名廖丛芬，新都人，1934年7月16日在百花潭上游游泳时淹死，时年24岁。廖丛芬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记者，他去世后，他供职的《快报晚刊》休刊致哀一天，用4版篇幅报道了廖丛芬的方方面面，可见廖丛芬在当时文坛颇具影响力。这部《蓼子遗集》就是他的纪念文集。

前不久我对新都的文化人士讲廖丛芬，他们正在商议恢复廖丛芬故居。通过这部《蓼子遗集》，我们不但发现廖丛芬的才华，还发现本书编印精良，设计美观，是民国时期成都出版界为我们提供的一个范本。

记：您怎样看待四川的现代作家？

龚：艾芜无疑是中国的高尔基。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足以跻身世界的十大名著。近年出版的《李劼人晚年书信集》，均是时任成都市副市长的李劼人写给大作家的通信，被有关部门拆开信件拍照，胶卷近年流传出来，后人根据胶卷才得到了内容。

我与巴金先生有交往，保留着他给我的几十封信，我们至今都未读懂巴金，尤其是他的《随想录》。百年来新文学有两大划时代人物：鲁迅让人们看到了皇权与生存权的关系，巴金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灾难，并上升到人性思考。他的忏悔意识，他早年翻译的大量作品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作为慈善家的巴金，也不大广为人知。据说，巴金每得到一笔不足整数如整万的稿费，总会再找子女借足缺着的小数额，凑足一万或两万，然后把这笔整数额的款子捐献出去，用巴金的本名李尧棠或者是他外孙女的名字。巴金的子女都知道，爸爸的这类借款是从不偿还的。

我写过数十篇文章谈巴金的人与文，做得远远不够。他的一生，完全印证了他的真话：“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

前不久我应邀参加了一个会议，正动议在成都建立一个纪念巴金的大文化项目，一旦这项目落地，会把巴金研究推向更为深广的领域。

2012年4月11日　蒋蓝采访手记

多年前买过龚明德担任责编或点校的包括《老版本》系列在内的十几本书。他书斋名为“明德读书堂”，与曾经使用的斋名“六场绝缘斋”并存，早已蜚声当代读书界。流沙河称赞他“陪着斋中万卷，断了门外六场”“温暖书灯倜傥气，峻寒文章慈悲心”。2007年11月，龚明德调入四川师范大学后，因为要为研究生开一门没有现成教材的课现代文学考据与版本研究，工作压力大。学校根据龚明德的研究现状，专门提供了一间二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建立了专家工作室，龚明德的几万册藏书终于获得了一个可以舒展腰肢的空间。这个工作室名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和版本研究暨供稿中心”， 也就是说，“明德读书堂”与“六场绝缘斋”是龚明德的精神飞地，工作室则成为他大展拳脚的道场。

藏书家在历史上甚多，他们一方面书癖深重，另一方面除书之外不辨五谷，书房也就成了“书冢”，罕有利用藏书而跃然成为学问家的。龚明德不太清楚自己藏书的数量，我估计在5万册上下，把两百多平方米的几十个书架挤得满满当当。这个世界上，有人数钱数成了“鸡爪疯”，龚明德则几十年来坐在冷板凳上一页一页“数书”，数得腰酸背痛，肩周炎发作。

与散文家叶灵凤一样，龚明德对别人称他为藏书家颇为不悦。他与众多爱书人一样，并不是刻意搜求孤本、秘本、珍本，而是为研究而购书聚书。鲁迅、巴金等人的藏书都不在少数，没人称他们为藏书家。叶灵凤自称“爱书家”，龚明德颠而倒之，自命“书爱家”，这既有夫子自雄之气，更有一种承载者的责任。

一早我来到文学院308室门口，见龚明德提着两个旧包包，坐在门前喘气。他是去取书回来，包里装满了来自旧书铺的宝贝。我们谈及一些文学上的问题，卡壳了，他一拍脑袋，数次起身返回“宝山”，又飞快回来，手里拿着一本书，一翻即得。“哎呀，都忘记了，这页第二自然段说得很清楚……”他的疲惫不见了，眉飞色舞地比划着，指关节敲击书页，似乎要把书里的人与事拽出来，拎到我面前。说着说着，他再次起身回到书库，一副要把历史上那些制造谎言者“捉拿归案”的急促，真有点文学福尔摩斯的意味。求信、求证、求真，方是他求索问道的觇标。这样的学人，在当今高校可谓空谷足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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