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字书”中读得了“有字理”的丁学良

徐 雁

《液体的回忆：水、泪、血、酒中的三次革命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5月版），是出自丁学良先生笔下的一部在题材上亦大亦小，在文风上亦庄亦谐，在怀抱上亦冷亦热的读物，其妙处有点难与君说，却又不能不好好说一说。

且看出版商印在本书封面上的一段宣导语：“这本书中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的‘去社会主义革命’和1980年末期的‘人民民主革命’中所忆及的那些液体，是从微观角度折射革命动荡宏大过程的几片棱镜。”阅罢全书，感到对这一番颇为抽象的话的最具体诠释，该是作者的自序。他解说道：

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示：这些液体包括水、泪、血、酒，由庄至谐，由苦到甘，一点一滴，均折射出笔者不幸或有幸地卷入革命动荡的经历。为什么选择这四种液体来折射那些巨型革命动荡中个人的经历？说到底，首先是因为笔者出生和成长的那一方土地，是被密如蛛网的河沟渠道笼罩着的皖南水乡，那儿民众的生死存亡，最终都系于一个“水”字。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在那片土地上的推展贯彻，在大半时候直接地、在小半时候间接地震撼着人和水的关系，我对二十世纪下半叶那三次大革命的回忆由“水”开始，实乃顺水行舟之举。

本回忆录最多的部分，是“泪与血”篇。列宁曾经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瞬息即逝的“盛大节日”狂欢之后，普通人民就要为之付出泪与血的代价，一代、两代乃至数代。笔者对那“三次革命”的回忆最凝重的部分，浸着“泪和血”这两种液体，是顺利成章的事。“革命”过程中的“泪和血”总是交织在一起，本书的第二部分也无法将二者分开。

诚如作者所述，他的家乡位于皖南的宣城农村，那一带既是水乡，但同时也是“水灾之乡”；灾祸频仍、苦难连绵的山林农耕生活，成就了乡亲们的酒量，因此，当地也是著名的“酒乡”。更何况，“人们用什么方法获得酒，得到什么样的酒，怎样喝酒，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喝酒，喝了酒以后干什么”等等，都透露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真实脉像”。总之，“我在这本小书中所忆及的那些液体，乃是从微观角度折射革命动荡宏大过程的几片棱镜”，或者说也“只是反映革命动荡大千世界的少许色素”。

由此来看收录在《液体的回忆》中的三篇十一章：无论是包含着《水利·水政·水门》、《发蛟·发难·发怵》的“水篇”；还是包含着《藏书·焚书·捞书》、《围城·驰援·被围》、《送枪·抢枪·耍枪》、《文盲和半文盲的“持不同政见者”》、《春节前夕忆老包》、《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首席发言人》、《间接感受〈在秦城坐牢〉》7篇文章的“泪与血篇”，以及包含着《喝酒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喝酒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酒篇”，其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也就非同寻常了。

从作者亲历亲闻的“微观角度”来折射震惊中、外的“三次革命”，以见证和揭示当日那番既宏大而又动荡的社会革命过程——这小中见大的题材，不正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那怪相乱像的一把“历史之钥”么？

也许正是作者取材上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液体的回忆》一书的人文特质。

于是，仔细咀嚼丁学良笔下的那些怪话异语，领略其叙事议政时亦庄亦谐的文风，不难发现其中自然流淌着的，其实正是作为一个书生和学人的哲思和睿智之言，其中不乏对纷繁细节的观察，及其在形而上的知识理性层面的感悟：

中国的一个小地方上了中国的大新闻媒体，多半是发生了好事情。中国的一个小地方上了外国的大媒体，多半是发生了坏事情…… （《水利·水政·水门》）

妥协是成年的智慧，激进则是青年的专利。尽管每一辈人到了成熟的年龄，都会看出年轻人的激进毛病，新一代的中国学生运动多半还是会被激进主义所牵引。因为，虽然激进主义于人类整体而言是一个已经多次犯过的错，（但）对每一个具体的青少年个人，它却是新鲜的……倘若社会运动始终由学生运动作主帅，而不是学生成为普遍公民运动的一支偏师，则中国社会里的上下政治互动，罕有走出壮怀激烈的悲剧循环之机会的。

（《间接感受〈在秦城坐牢〉》）

早年上海出过一部电影，片名《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电影看到一大半，你就能体会到：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有真情。我这几年走下来，更体会到：被商潮遗忘的角落里，有美酒。没有我以上所讲的那些道道——它们是制度性的保障——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中国白酒传统，用不着几代人的时间，就会给糟蹋得所剩无几，惨不忍睹。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只是我的微不足道的灵魂，会跟随在历代酒仙酒圣如李太白等大师的巨影之后，悲怆地、激忿地诅咒那些毁坏我中华“酒”统的人，永不宽恕。

（《喝酒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造就了作者此种观察、思考和写作风格的，自然是他在多年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过程中积累的阅历和学力。原来在游学东、西方读“无字书”的过程中，丁先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自由观察、独立思考和个性化的写作。

——他从少年时代在家乡亲闻的文盲和半文盲农民的“不同政见”中，体悟到：“每当我读到新出版的有关中国的政治理论，都会联想起当年那几位农民平朴真言给我的启发，努力把复杂的理论先拉回到地面上，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坚实经验相对照。我的信条是：愈是凭着玄虚的术语，抽象的推理，美妙的承诺在高空飞翔的理论，愈是有必要迫使它与平实的经验直面相视。”（《文盲和半文盲的“持不同政见者”》）

——他在回北京时“还愿”，请包遵信喝酒吃肉之际，尚不忘提示他：“把他亲身经历的‘八九之春’和随后的遭遇写出来，趁着记忆还鲜红的时候赶紧写，如实地写，既不要刻意美化学（民）运的参与者，也不要可以丑化反对学（民）运的那一方”，他得到的回应是：“已经动笔，遵循着不怕惹恼、得罪任何人的‘信史’标准在写。”（《春节前夕忆老包》）

——他在李慎之去世后的回忆文章中，秉笔直书道：“他已经反复阐明的一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很难推展落实。他所面临的另一些问题，不仅困惑了他那一代人，而且也困惑着后辈。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李慎之老师那一代人没有完全解答清楚的问题，实际上，在他们之前的两代中国知识分子那里，都已经被反复地争论过、尝试过了。使得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头脑都苦苦思索，无数的人为它们付出了心血，无数的人为他们付出了鲜血，还有很多人为它们付出了生命的那些难题，在中国本土没有被理解，遑论得到解决！这是那几代人的悲哀，是李老师本人的悲哀，我们这代人的悲哀，很清楚地，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首席发言人》）

令读者开卷有益的，更有我们在本书各篇那些亦大亦小的话题中，那种亦庄亦谐的文风后，不难读出的作者那番亦冷亦热的的人文情怀，一种民胞物与、忧民爱国的赤诚。试看《水利·水政·水门》中的这些话：

有水必有利，否则人类不会自古以来傍水而居。然有利必有害，利害乃属同源。有水灾必须治水，因此有水政……（1996年）夏天，宣城一带还是遭受了一个半世纪未遇的洪灾，毛泽东时代的破坏生态水文平衡的一系列工程，真是过不可没。那一带的树林早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的运动中被砍得所剩无几了，“文革”中的“围湖造田”工程又雪上加霜。固城湖虽然尚未全部消失，周边被填的部分还是不少。另有其他许多不知名的大小河流湖泊，被强暴的多矣！而所有这一切均在“人定胜天”的旗帜下作成……过去的事一再证明，虽然可以令人、令科学家听党的话，却极难令大自然也听党的话。当大自然发起横来，比最蛮横的领导同志还要蛮横得多。倘若遇上此等“天怒”，亿万苍生出路何在？黄河、长江覆盖大半个中国，一旦有事，何人可救？无救。

自然，在丁学良的笔下，也并不是时时处处都洋溢着上述种种微言和慨辞的。如《藏书·焚书·捞书》、《围城·驰援·被围》、《送枪·抢枪·耍枪》等篇，其实并无特别深奥的语境，但它们依然具有强烈的“可读性”。其故何在？

原来“可读性”中最可宝贵的元素，是细节的生动和内容的真实。由于作者所忆所记，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亲历亲闻中来，因而那些并非虚构的情节，依然像一波三折、悬念迭起的故事一样，足以吸引我们的眼球，并进而影响到读者的心灵。如关于其参与“武斗”行动并“抢枪”的独特经历，有关“焚书”、“捞书”的记述，及其后来“还书”时的忏悔演说等，字里行间所洋溢出来的态度的真诚，也是令人动容的。

且以他在1994年初春回到宣城中学，在母校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的致辞为证：

我这次回来，不但是为着向母校赠书，同时是为了“还书”（我描述了当年劫掠学校图书馆的经过）。这次我决意不把当年签在每册图书扉页上的自己的大名涂掉，是为着给你们和以后的同学们留一个纪念，以让你们知道，在一个古老的文明发祥国，在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期，曾经有过这样一批莘莘学子，他们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毁掉了文化传承的基本设施——图书馆。我当年潇洒地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宣城中学图书馆的藏书印之上，客观地讲，是一种无耻行为，即缺乏羞耻的意识的所作所为。我希望今后宣城中学的历届校友们，能够尽自己的财力向母校图书馆赠书，而不要像我们当年那样尽自己的力量去破坏母校的图书馆——这样的话，这所学校在未来的岁月里就不会衰亡。

读丁学良的书，有一个细节不能不加以注意。那就是他郑重写在书首的“题献”。本书则是他“谨献”给马若德（麦克法库尔）的，理由是：“他最早引荐本书作者入该学府，他在西方名校首开‘中国文化大革命’一课。”

那么，这位马若德先生为何许人也？让自视不低的丁学良如此敬爱有加？

雁斋中适有此前购存的一册他所著的《我读天下无字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开卷赫然第一篇文章就是：《引我入绛红大门的人：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马若德》。原来这位马若德先生，是一个“具有浓烈的历史感”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西方世界头号学者”，更是那个非常用心地援引他由匹兹堡大学进入哈佛园，并要求他“不仅要念书，也要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 的那位“引路人”，一个在人品上待人以诚，乃至有几分“赤子童心”的人。

[附记] 丁学良在《我读天下无字书》的序言中自我梳理说，出洋留学近三十年，从“天下”这本无字大书中，他所获得的多种多样“启迪”的价值，并不少于其从英文书、报、刊上所汲取的专业信息，换言之，他的所得是“知识”与“见识”俱长。他认为：

读“天下”这本无字的大书，无始亦无终，无边又无际。我虽然多年行走于东南西北方之间，用大脑读，更用心灵读，也只是读了这本无字大书的前十几页——未来的那些篇章还漫长悠远着呢！

因此，他时常忠告中国同胞，一个人到国外“留学”的意义，“不仅仅是在课堂里读书，还包括在书本和课堂之外的广义学习、体验、取经。从你在国外或海外亲身接触和相处的人身上，你细心观察、琢磨乃至有选择地学习他（她）们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事业、如何做人，是会终身受益的。”

在本书的“代结语”中，他自我总结了读中外汉英之书的六种目的：或为寻求知识，或为获得技能，或为满足饥渴的知识好奇心，或基于情感的需要和驱使，或为寻求人生的意义，或为少、青年时代为发现奋斗的楷模和榜样。昔贤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万物皆书卷，天地阅览室”，“读无字书，识有字理”……，丁学良庶几得乎其中精神矣。

（2012年9月11日）

原文连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3cb1e701019uj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