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忧”：陈思和《1966—1970：暗淡岁月》读后

徐 雁

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先生共十四题的人生回忆录《1966—1970：暗淡岁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不禁为他怀抱着“隐忧”成人的霾色少年经历唏嘘不已。

作者于1954年出生在上海黄浦区的一个普通店员之家，1960年秋开始上小学读书。他在书中所展开回忆的这一时段，本该是其人生中最快活最奔放的少年时代——“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乔羽作词、刘炽先生作曲的少儿电影《祖国的花朵》主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摄影于1955年），但由于时政“左拐”所造成的从“反右”到“文革”的社会内乱，他所在的家庭和当时的社会，却只能给予他一份又一份挥之不去的人间霾色。

因此，当作者在将近耳顺之年，回忆起这一段岁月时，也只能在词库中选出“暗淡”两字来加以概括和形容。所谓“暗淡”，乃天昏地暗，失泽无光之谓也。

陈先生回忆说，在1966年8月“破四旧”以后的“文革”初期，“文学作品受到普遍的禁止，但是我还是在最混乱的时代里，读完了大部分当代长篇小说”。那么，这些书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原来是被里弄居民们称为“小流氓”的一伙人，借着当时“造反”的名义，把一个街道图书馆给“砸烂”了，馆藏图书因此大批流失到社会上，并在很多人手中传来传去。他看到的书，主要是从一个姓谢的同学手里借到的。当然还有点其他的书源，“一些外国小说，都是插图上被划了大叉，插图人物脸上被画上了眼镜、胡子的那种，书里面有情欲描写的地方都被撕掉了……”

十五、六岁时，陈思和无意中在电视里看到过一场中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织批斗巴金大会的实况转播。在批斗会上，当时很红的一个“工人作家”胡万春（1929—1998年），曾把巴金青年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含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文章举得高高的，以强调其“反动性”，表示要彻底批判。但作为一种悖论，当年的这场批判活动，以及他在“文革”初期，曾着迷般阅读过的《激流三部曲》和《憩园》的经历，使得巴金（1904—2005年）成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如此亲切地打动我生命，并让我愿意追随终身的偶像”，终于在十年后，也即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后，陈思和研读巴金著作及其思想作为自己的首选——这也许正是因为想满足下少年时期被时政激发出来的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种好奇心。

结果是，他通过对巴金早期生涯及其思想的研究，进而深入地了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精义，甚至深刻地影响了他自己的人生思想以至行为。正如“文革”时期，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再提倡发扬鲁迅精神，祭起鲁迅为宝器来扫荡一切敌人，可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鲁迅作为一种思想武器一旦被青年人所掌握，他们就会连带对当下社会的权威、教条、主义、金科玉律也同样发生了怀疑。”（《无聊才读书》）

或如在“文革”时代，他接受知识的基本取向，竟是在“没有课堂教育的年代里接受教育，在毁灭文化的环境里接受文化”，因为许多文化传统都是在堂而皇之地看“批判电影”，或闭门偷看“毒草小说”之类“逆向途径”中得以继承和传播的。（《看“批判电影”去》）而要了解中国自己所发生的社会事件的真相，却要借助无线电收音机的短波频道，通过“海外广播”才能冒险获取。（《舅舅的婚事》）

陈先生说，从1966年初夏小学毕业，到1970年那四年，正是他十来岁的光景，是一个人由少年走向青年的心理乃至性格的转型期，因此，这一时段的经历也最令他刻骨铭心。如对“文革”时代泛滥于世的“邪恶人性”，以及“无理性时代的野蛮风气”的最初认识，就是建立在他父母居家杨浦区凤凰村时，由居民楼中一些“红二代”子弟组成的所谓“红卫兵”，到生活洋派的邻居方家去“破四旧”所引发的惨剧基础上的（《凤凰村的邻居》），正是这种亲历亲闻，让作者在悲哀同情的感受中开始有了属于自己思想深处的“精神阅历”。

而难以言说的家庭经历，更赋予了他一种“隐忧心理”，即“在内心里有一个不宜示人的隐秘，如果一旦被公开，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料的麻烦……如果别的人知道我父亲还在‘隔离审查’中，我就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另类人”，而其实质，正是一种在“红色恐怖”笼罩下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时政恐惧心理。（《做父亲的人》）

除了作者所记在“前文革时代”四年的“暗淡岁月”中的大量见闻实录外，书中最令读者难忘的，当是三位生活在世乱中的长辈——外祖父、舅舅和远在外地西安工作的父亲，赋予他的若干宝贵人生启迪。

他回忆说，在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下，他那在知识面上可称博古通今的外公，处世极为谨慎。他清晰地记得在小时候，老人家常常自诩的这段话：“外公一生虽然没有什么出息，不过有两件事是坚持的，一是坚决不参加政治活动，二是坚持不相信宗教，所以我们家里很少有什么节外生枝的麻烦。”

因此，当上海城沦陷于日寇之手后，他宁可失业在家，在半饥饿的状态下生活，也要自觉地保持民族气节。但就是这样一位“布衣”老人，在遭遇1966年“文革”之后，却像“地洞里的老鼠那样惊恐万状”地生活着，内心充满着恐惧，把家里积存下来的一些旧时照片、图书和他自己长期所做的有关汉字改革的手稿，一把火全给烧毁了，最后竟至精神分裂。

他说，由于自己从小接受的主要是外公的言传和身教，因此，他老人家对社会主流基本上采取不信任、不合作，保持“孤独的怀疑精神的”人生态度，“深深地渗透到了我的血液里，支配着我的理性”（《做父亲的人》）。

他觉得，他那位大舅舅的缺点，“只是舍不得花钱，他一生没有嗜好，没有恶习，省吃俭用，不拘礼节，有时贪些小便宜会产生幸福感……但是，这么一个小利不放手的人，人生目标却非常远大而且明确，他坚持要把两个孩子送出国深造，然后留在国外”，即使是在“文革”内乱置于鼎沸之时，他仍目标明确地鼓励我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

他大舅根据经验预测，“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虎头蛇尾的，期限总是气势汹汹，过了一段时间也就风平浪静了”，并富有远见地告诫他说：“你别相信现在‘革命’、‘革命’叫得震天响，等过了这阵风，国家又需要文化、科学，那个时候人才都荒废了，谁来搞文化建设？你应该目光放远点，抓紧时间多学点东西，以后就能派上用场了。”（《惶惑的日子》）他认为：“革命高潮以后一定是文化高潮，人家忙革命的时候你就埋头学文化，以后一旦国家需要文化时，人家什么也没有，你就可以发挥作用了。”（《舅舅的婚事》）这些暗合矛盾是既对立又统一关系的话，充满了朴实的辩证法智慧，让他曾经非常受益，并始终记忆犹新。

作者感到，在其父亲身上，“始终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与这个时代总是有一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主观上他是一直很自觉地在追求进步，追求与时代步伐的合拍”。正是这一种鲜明的印象，让他这个少年在内心深处坚信自己的父亲，“不会成为那个时代的真正敌人”。也正是这样的一种自信，引导着他能够坦然地参与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活动而不感到卑怯。这样的经验进而形成为他的一种人生智慧：“后来轮到我在自己人生道路上遭遇各种风波时，我也是这样来激励自己——要相信自己没有错，自己先不要被自己打倒。”（《做父亲的人》）

作为阅历和学养俱深的学人，本书中自然不乏作者对现在世的诸多视角的细观察和深思考，且多有真知和灼见。他指出：“凡殖民地文化，首先被消灭的一定是精英文化，而被保留下来的一定是腐朽糜烂的‘国粹’。上海的白相人文化就成为一种上下合流的文化主导，在民间社会有很大的势力”，无论是民国年间横行上海滩的黄金荣（1868-1953年)、杜月笙(1888－1951年)，还是“文革”期间出头的王洪文（1935-1992年）、陈阿大之流，“凡是乱世就有这种‘草头英雄’浮出水面，成为上海文化的一种特色。”（《一笔带过的往事》）

他认为，在二十世纪不同时段上海市民口中所流行的不同称谓，可以看出“时代文化的变迁”。上海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际称谓中最广泛的还是称“先生”，六十年代比较流行的是称“同志”，七十年代开始流行称呼“师傅”了——“先生”的称谓含有尊对方为“文化人”的意思，“同志”的称谓含有尊对方为革命队伍里自己人的意思，而“师傅”的称谓，则含有尊对方为当时所谓的“领导阶级”——工人的潜意识。（《向工人阶级学习》）

作者还依据犹太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他认为“被压抑的欲望绝大部分是属于性的，性的扰乱是精神病的根本原因”）的精神分析学说指出，“文革”早期的“红卫兵运动”之所以能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有很大部分的原因，可能在于“青春期”性骚动的男生和女孩们，终于获得了一个可以以“革命”的名义释放各自“里比多”（libido，即性力，泛指一切身体器官所能获得的快感）的机会，“革命年代隐藏许多浪漫的引擎，一旦发动，就变成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切总在变化中》）

总览全书，本书虽仅写了作者少年四载的片断，且只有八万字，只不过是作者认识自己人生来路的一份精神发育记而已，但陈思和先生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和所思所想，对于那个“红色时代”的无情揭露，却足以揭破当年中央意识形态所大肆宣扬的诸如“祖国的花朵”之类的弥天大谎。正如他在书中所述：

现在许多“左派”幼稚病患者常常把“文革”或更早的时期，描绘成一个有坚定信念的时代，这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相。许多年轻人把自己当时的愚昧和不成熟误以为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真实，他们不了解，即使像我舅舅那种有点知识的普通小市民，也根本不相信“文革”时期的欺骗和谎言。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全社会信仰普遍缺失的低谷，如果要严肃反思的话，真正的源头还是在那个谎言年代的始作俑者。

“文革”时代是一个乱哄哄的乌合之众时代，一切人都要在混乱中把自己融入集体的意志，才能得到某种残剩的安全感……可是你心里一旦有了隐忧，你就无法完全泯灭自己，因为你主观上已经意识到自己与乌合之众不一样了，你混迹在他们中间将是一个危险的选择。这样，恐惧会时时提醒你，你必须与众人的狂欢区分开来，与集体保持距离。这是我在“文革”中精神成长的出发点，隐忧伴随我走向成熟。

由此可见，陈先生的这本回忆录《1966—1970：暗淡岁月》，乃是巴金当年所倡建的“文革博物馆”中又一部不可多得的文献。它足以唤醒从没有深刻反省过“文革”动因的一代人，以及愈来愈多的未能亲历“文革”浩劫的后来者，要倍加警惕“文革思潮”、“文革热氛”乃至“文革机制”的死灰复燃，因为那样的话，离开又一次万劫不复的反人道、反文化、反民族的大灾大难，又不会远啦。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让我们怀仁求义，克己复礼，在以德立国、依法治国的社会轨道上，努力营造一个让孩子们没有“隐忧”情结而只有欢快情绪的清平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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