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依稀故园路：深切悼念朱天俊老师

徐雁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届毕业生，南京大学图书档案系教授）

昨天傍晚，主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系政的王余光学长给我发来一条沉痛的短讯：“朱天俊老师于周六住院，因心肌梗塞，于今日下午四时不幸去世。我们各写一篇悼念文章，放在一起刊登吧。”

闻此噩耗，我不禁大为惊愕而心恸不已。因为仅在一个多月前，也即6月24日的下午，我应母校社会科学部之邀，入住中关新园1号宾馆参与信息管理学科评估时，曾到位于中关园小区的朱府拜望过他，老师思维清晰，交谈各种话题达一小时之多。

阔别多年，只见穿着圆领衫的朱老师显得清癯而瘦弱，但谈锋甚健。他带着一点乡音首先告知我，师母已经去世，自己也感腿脚无力，如今只是在室内活动活动，已很难下楼去散步了。同时，他还告诉了我不少系里老师们的情况，并表达了对学科建设方向的担忧。

对于我多年来所从事的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旧书业的研究，他表示了赞赏，并勉励我说，你离开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离开为人作嫁的出版社，离开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行政岗位，专心去做业务，现在看来，你一直以来走的路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有了成果，也有了影响。而我自己一直放不下的，是心目中想要写的那部《中国目录学史》，自从那年发生脑梗后，就再也不可能完成了。这是我的最大遗憾啊！

看到老师黯然伤神的表情，我赶紧安慰说，您虽然没有把《中国目录学史》写出来，但我们这一届又一届学生，尤其是您指导的那些硕士研究生们，都早已在课堂上深深受益啦。譬如我，就是当年到您家里请教学问时，偶然看到了您书橱中购藏的那批三联版书话文丛（如唐弢《晦庵书话》、黄裳《榆下说书》、郑振铎《西谛书话》、陈原《书林漫步》等），才坚定了自己从事中国书籍文化史钻研的想法的。更何况，您教授的《中文工具书检索》课，授予我们同学在书林学海中渔猎资料的专业本事，使之成为我们图书馆学科班出身者的一技之长，大家早就受益非浅了啊。

说起朱老师与我之间的师生情分，真是有一些故事的。

记得是在1982年秋天，我听了朱老师讲授《中文工具书检索》课时，偶然听他说起苏州大学中文系潘树广老师（1940-2003年），编写有一部《中国古典文学检索百例》的书，我便大感兴趣，课下便凑到讲台前仔细打听起来。朱老师说，你要真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向潘老师请教，也许他还会赠送你一册呢，因为这是江苏省图书馆学会的内部印行本，外间书店里是买不到的。因了这一层关系，我便与潘老师建立了联系，并得到了我雁斋中入藏的第一本作者签赠本书籍。在我1984年毕业前夕，潘老师曾应邀到北大开会，入住勺园宾馆后约我见面，从此订下了忘年之交，当然这是后话。

因此，与朱老师的关系，日益亲近了起来，尤其是当他知晓我有志于中国古代藏书家研究，且系江苏同乡（朱师于1930年出生在江苏如皋，我在1963年出生于江苏吴县）之后。不久，我与1980级的同窗邱明斤、陈国锋和姚伯岳同学，以及1979级的王余光、邢永川学长等，一起开始筹组当时北京大学校园内第一个全校性的学生学术社团——学海社时，朱老师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首批聘请的学术顾问，并为社员们开设了有关推荐书目、有关文史工具书使用方面的专题讲座。

记得大学毕业后的前几年，也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编审一处工作期间，曾经多次出席《古典文学文献及其检索》、《中国古典文献学》等书的审稿会，聆听过朱老师有关此类教材编写的意见。更记得某个周末，闻讯朱老师兼任了副系主任，教务日忙，我便赶到中关园小区45楼504室新居中表示祝贺。那天晚上，喝着清茶，在他那作为书房的小室中，曾经纵论世事到月明。还记得，当1989年10月，我已决定调至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时，前往老师府上辞行，他执意要师母马上去买菜留吃中饭，说是今后要见面谈天就不那么容易了。

不料我到南京工作以后的第二年，在苏州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华人德大学长张罗下，我与到南京来从事“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项目”——《社会科学文献检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修订工作的朱老师、潘树广老师，以及在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赵国璋、王长恭先生等，有了一次机会十分难得的雅集。当时家中正好有几筒太仓特产的猪肉松，记得那是我工作以后，第一次给老师们送上这微薄的小礼，但他们个个笑遂颜开，似乎开心得不得了。

接下来，便是我一次又一次的从业又创业的过程，1992年破格评审为南大出版社副编审，1995年提拔到本校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1997年晋升为正高级业务职称，2001辞去行政职务，次年调至本校信息管理系任教授。在此十余年间，我虽然疲于埋头伏案做学问，但只要有拿得出手的成果，总是不忘记回到母校向老师汇报，而朱老师总是我首先想到的一位席上主宾。无论是1993年5月校庆日在北大勺园友爱亭举办的《中国读书大辞典》（王余光、徐雁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新书品评会，还是在2005年5月在北大三院会议室举办的《中国旧书业百年》（徐雁著，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新书首发式，他总是连夜阅读新著，仔细拟写发言文稿，显示了一位既敬重学术又爱护学生的教授风范。而学生我所能孝敬老师的，除了新书之外，却只有来自江南的新茶了。

6月24日的下午，当我一入住中关新园，就拨通了朱老师家的电话，当我提着一盒江南新茶很快就出现在老师客厅中时，我从他的眼中看见了满溢着的兴奋感。一入座，他就看着我的两鬓忍不住爱怜地说：“徐雁也长出白头发啦。”

我赶紧笑着说，报告老师，学生我今年的岁数也将近半百啦，我是属大白兔的，早就应该长些白的出来才是啊。老师笑了，话题就此陆续展开，而陪坐一旁的朱姐则不时地补充着，说一些她父亲日常起居的情况和她的儿子的好消息。我则乘间向老师汇报起磨了将近十年的书稿《中国古旧书文化史》（上、下册）的进展——可怎能料想到，朱老师竟不能再在拙著问世后说上一番评语了呢？

夜已深沉，子时将逝。我展开朱老师往昔赠送我的《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1993年）、《中文工具书基础》（1998年）等题签之本，见到扉页上端端正正写着的数行楷书，于是，一个多月前的室内晤对，八年前的座谈会，乃至二、三十年前课上课外的请益……一切历历往事，都恍如目前。可是我学业上的良师却已悄然远逝，从此天人两隔而请益无语了。呜呼痛哉！

愿敬爱的朱天俊老师（1930—2013年7月29日）从此魂归故里，流芳桑梓；更愿朱老师教书育人的人文精神，在母校燕园传承发扬，永垂而不朽！

（2013年7月30日晨近3时，写于金陵江淮雁斋）

原文连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3cb1e70101gs1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