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路上，我曾经上过三次军校，记忆最深的还是第一次。

那是当兵一年后的1977年冬天，军队院校恢复招考的消息传来，对迷恋读书的我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好消息。批准报考后，三个月的复习中，我一边工作，一边废寝忘食地恶补数理化，常常通宵达旦，常常不知肉滋味，高考过后也许是身体支出厉害，也许是心里压力过大，整整躺了一星期，吃了一周的病号饭，但内心特快乐，隐约感到自己将重圆读书梦。

八月中旬，收到录取通知书，首长和战友祝贺及羡慕的眼神，让我倍感幸运，必竟是军队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学员兵。欢送会的次日，我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车到前门站，京城正下着雨，我背着被包走出车站后，没有找学校的接站车，也没有想立即报到的事，而是乘上了开往天安门方向的9路公交，我们这一代人红色的记忆十分深刻，对首都对天安门的思慕之切，今天的人永远无法理解，也无法想像。

雨中，我慢步广场四周，兴奋地仰望着天安门，仰望着纪念堂，仰望着人民大会堂，那一刻我这个来自南方的小兵，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衣服淋湿了，却全无察觉，更感不到丝毫的不适，当晚上走进学校后，才发现被包已经湿得无法当被子盖了，但我心里非常满足，非常兴奋，那一天是1978年的8月26日。

开学后，我们很快投入到边读书，边参加建校劳动的热潮中。这是因为文革期间军校大多停办，学校的校舍年久失修，加之人为破坏，好些成了危房，电影在露天放映，大课在简陋的教室里上，军训课有时就在马路上展开，尽管条件艰苦，设施简陋，然而从教员到学员，人人脸上洋溢着旭日东升似的笑容，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校长，一位老红军干部，整天穿着一双皮草鞋，严谨而和蔼，他走到那里，学员们都投过去敬仰的目光，如果喊行进间口令，必定放开嗓门把“1234”喊得震天响，目的很简单，想叫校长看看我们。

我们的老师，有的是文革前的老教员，有的是从各部队抽考进校，有的是从各大机关挑选而来，他们理论功底扎实，正当青壮之年，教学热情极高，对学员有着非同一般的真情！课前课后，几乎天天和学员在一起，晚上的自习课，周末的图书馆，总是人满为患。那时校园并不漂亮，学风却特别浓厚。我记得，那个年代，教员教的耐心，学员学的刻苦，周末很少见人请假上街闲逛，更没有人想着吃和玩，个个一门心思攻专业，人人一心一意学本领，晚上熄灯前，教室里一定有争相释疑的场景，教员宿舍里少不了耐心解惑的熟面孔，熄灯号后，被子里仍少不了手电筒的光辉......。

每当考试前，人人如临大敌，无不尽心准备。成绩超过90分，那便是一种荣誉，倘若排名殿后，好些日子脸上都挂不住，感觉有些丢人，感觉教员和领导不待见自己。我们的大队长做过董必武的警卫员，河北人，个子不高，见到你总是笑眯眯的，对学习好的学员，绝对认得清，叫得亲，尤其到周末的晚点名，这老头立在队伍前面，声音低沉而宏亮，语速不紧不慢，中气足，对好学员的表扬如春风得意，对坏现象的批评似秋风秋雨。他喜欢叫我湖南伢子，对我的进步与毕业分配颇为关心，虽然我没听从他的建议，到湖南的军校教书，但我不会忘记他的关怀鼓励的。

中队长田连生是山西太原人，标准的军中男儿，一米七的个头，立在原地象一棵松，走起路来气宇轩昂，讲起话来极富感染力，也很有扇动性，有他不一样的人格魅力和亲和力。他的夫人是清华大学水电系的讲师，中队长一般回清华过周末，有一天他私下点了海陆空三个学员到家里做客，我是其中之一，那天他们夫妇为了我们，在并不宽敞的家里忙了大半天，做了一桌现在想起来仍很不简单的家宴。吃饭时，中队长夫人不时给我们布菜，最终我都没有吃完碗里的菜，他们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邀请我们到自己家里作客，这样的事，今天同样的人能做到吗？

出门后，穿空军装的杭州同学说不把饭吃完，有些不礼貌，而另一位广东同学则不置可否，我没想那么多，只觉得温暖和甜蜜。后来我虽然

两次走进军校，却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好教员，好领导，也没有在梦里回忆，在心里追思过别的身影，惟有第一次军校经历，常常在脑海里浮现，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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