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公器为用

——作者自序

我一直自认为是具备一些学者素质的。当然这不是指学问、才华、秉赋等，而是说我一直热衷于读和写，且不以为苦，乐此不疲。然而命运的安排却没有如我所愿，乃至一直没有做成专业的学者，至今还是“玩票”的，只能“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并假想此生如能专门以研究写作为业会有多么大的成就。

我一九八二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留校在北大图书馆供职。承蒙“器重”，一直担任工作最为繁忙的“要职”：流通部主任，教学参考部主任，办公室主任，新馆基建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唯一和学术沾点边的就是出任过《大学图书馆学报》常务副主编，兼任《北京高校图书馆》副主编。一九九六年初，我调任文化部图书馆司任文献资源处处长，成了专职“官员”。一九九八年，又调任深圳图书馆任馆长至今。

其间，虽然也曾授课，编写论著，领衔或参与科研课题，但主要职责还是“在其位谋其政”，或曰“俗务缠身”。算起来，除一九九二年前后在北大期间，因病长休而受命专事撰写北大图书馆建馆九十周年历史之外，其余的论著大多是在工作之余写就的。粗做归结，已正式出版专著十余部，译作二部，论文五十余篇。虽然数量、质量均不令人满意，且其中多有汗颜之作，但毕竟没有为了沽名钓誉而粗制滥造的货色，故“不悔少作”，敝帚自珍。

这部专辑就是从零散发表的论文中遴选出的，共36篇，计分三个专题：资源建设，图书馆史，公共图书馆。每个专题按作品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

资源建设原称图书馆藏书、藏书建设，后代之以文献资源建设，现在则名之以信息资源建设的居多。这是我最初接触的专业课题，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吴慰慈老师指导的《论藏书剔旧》。后曾参加肖自力、李修宇等前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的课题组，又出任文化部图书馆司文献资源处处长，这一职务至少在名义上统管全国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很多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还曾编写了一本工具书《文献资源建设和图书馆藏书工作手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又由于我在北大图书馆曾担任流通部主任，因之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创建“藏书组织学”，撰写过一本《藏书组织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现在斟酌起来，这一概念并不十分妥当，但本书还是收录了少量初生牛犊的“少作”，算是立此存照。

图书馆历史一直是我感兴趣的课题。后由于受命编写北大图书馆建馆九十周年历史，更系统地接触了一些近现代图书馆的材料。除本书中收录的论文外，还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纪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与李庆聪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翻译了Harris著的《西方图书馆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后来行政工作多了，不得不放弃这方面研究，自感很是惋惜，现在我还珍藏着当年收集的一些原始材料，希望有朝一日能再续前缘。

公共图书馆问题是我任职深圳图书馆后的一些思考和研究，多与原有的基础和兴趣无关。在那时，公共图书馆对我来说是个相对陌生的领域，这不奇怪，因为我此前的业务资历主要是在高校图书馆；奇怪的是，当时全国的图书馆行业，包括学界、教育界和公共图书馆界自身，对公共图书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几乎都是空白。我应该为深图的管理团队和职工们自豪，他们敢为天下之先，不断探索、开拓、创新，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建设大型综合性现代化公共图书馆的道路。收录在本书这些文章，与其说是我的成果，不如说是深图同仁们在这一领域卓越工作的反映。

本书取名为“天下之公器”，是收录于本书的一篇文章的篇名。古人将名位、爵禄、法律、学术等称为“公器”，是全社会共有、公用名物的概称。图书馆就是“天下之公器”，“天下之公器”的提法高度概括了图书馆的理念、精神和本质。国运昌盛，大道之行，图书馆这个“公器”理应成为保障公民教育、文化、信息权益的利器。

杜工部曾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编辑这本集子，我力求保持文章的原貌，除字词、文法和参考文献上的一些明显错误外，均不做刻意地修改更动。由于发表的时间、场合不一，一些文章的内容有所重复，顾及到行文的完整，也没有做删改。至于幼稚、片面和不当之处，永远是难免的。时代的认识就是如此，我当时的水平就是如此，就是今天大事修改了，明天可能又会是舛误，因此还是忠于历史的本来面貌好。

吴晞

2009年4月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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