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师名家

1、文献编纂

2、图书馆管理

3、学术研究

4、专业教育

1、文献编纂

胡适说过：“图书馆的中心问题，是要懂得书。图书馆学中的检字方法、分类方法、管理方法，比较起来是很容易的，一个星期学，几个星期练习，就可以毕业。但是必定要懂得书，才可以说是图书馆专家。”此言切中要害，因为文献是一切学问的基础，更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基础。

中国古代的文献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现代图书馆学研究范畴中，这门学问常常被称之为文献学或目录学，古代亦称校雠之学，通俗讲就是“治书之学”。

从现有材料看，古代文献学的开山者和奠基人应首推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

刘向（公元前79 — 前8年），原名更生，字子政。他是汉帝刘氏宗亲，汉成帝时官光禄大夫。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诏令一些大学者到皇家图书馆天禄阁、石渠阁校书。刘向为校书的总负责，还要为每种整理完的书籍写一篇叙录。这些叙录不仅釐定篇目，记述校雠，而且还介绍作者，评述书旨等。后来刘向把这些叙录汇集一起编为《别录》。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刘向去世，终年72岁。他从54岁开始校书，前后共历18年。

刘向去世后，朝廷又命一直辅助父亲校书的刘向之子刘歆( 约公元前53 — 公元23 )继承其业。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编出了一部皇家藏书的分类目录《七略》。《七略》在文献学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成为后世文献整理的圭臬。《别录》、《七略》唐人著述犹有征引，宋后则不复见。但《汉书?艺文志》是以《七略》为底本编出来的，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七略》的大致面貌。

刘向、刘歆父子之后，中国的文献整理，即校雠活动与校雠学，又有所发展。宋代学者郑樵就是一位集大成者。郑樵( 1104 — 1162 )，字渔仲，自号溪西逸民，世称夹漈先生。南宋兴化军莆田( 今福建莆田县 )人。自幼博览群书，勤于学问，在夹漈山下刻苦读书30年( 父亲身后给他留下三千余卷书籍 )，后又“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所学涉及经史、文字、天文、地理、鱼虫、草木、音乐、艺术、校雠、金石等。他所著《通志》200卷、500余万字，有本纪、世家、列传、载记、四夷、世谱、年谱、二十略等，是一部综合历代史料而成的通史，后人将其与唐杜佑的《通典》、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为古代重要政书。其中，总天下学术、条其纲目而编就的《二十略》，被《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为《通志》全帙的菁华所在。《通志?二十略》里的《校雠略》详细探讨了图书分类、编目、著录、求书等图书整理问题。

及至雕版印刷术普及，手抄书籍渐少，抄本错字的问题逐渐不再明显，校雠活动也渐渐不再成为主要文献工作。宋明以来图书馆整理图书的活动又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即丛书编纂的热潮。如明代程荣汇集汉魏六朝37种书籍而为一编的《汉魏丛书》，清代乾隆年间内廷收录138种书籍而编成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尤其是《四库全书》的编纂，不仅是我国古代图书馆发展史上的盛举，也是学术文化史上的大事。

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高宗弘历为彰显自己“稽古右文”的政治态度而下令征集图书，次年开设“四库全书馆”，组织了300多名学者、3000多抄写装订人员纂修抄写，仅从各省就征集了近5000种书，前后历20年。全书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书成后共抄7套，先储藏在京城皇宫中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的文津阁各一套，此四阁后被人称“内廷四阁”或“北四阁”；后又在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各储一套，称“南三阁”。七阁都是依明代著名藏书楼宁波范氏天一阁的样式建成的，是当时国内质量最上乘的图书馆建筑。“北四阁”藏书主要供皇室使用，“南三阁”出自江浙为人文渊薮的考虑，按照乾隆的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即可以公开阅览。后来文源、文汇、文宗三阁毁于战火。现存4部书，文渊阁本在台湾，余在大陆国家图书馆( 文津阁本 )、浙江省图书馆( 文澜阁本 )和甘肃省图书馆( 文溯阁本 )。《四库全书》保存文献的贡献非常巨大，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就有385种。

重大的图书整理活动总会结出重要的学术果实。《四库全书》的编纂产生了几部重要的藏书目录，如由纪昀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 1724 — 1805 ) 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直隶河间府（今河北献县）人。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外，还编撰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以说是中国古典书目的集大成之作，它促进了古代文献目录以及校雠学、治书学的发展。

进入近代晚清之后，由于丛书增多，有些藏书目录、荐书目录在书籍分类时，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类目之外，还特设“丛书”一类。如清代张之洞所编的《书目答问》，就在经史子集之后没了“丛书”类（包括“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国朝一人著述丛书”）。《书目答问》的实际编撰者为缪荃孙，其事迹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民国期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印行的《四部丛刊》，是专门影印宋元旧本以及明清精刻精抄本的一套丛书。张元济的生平事迹本书第六章第五节已作介绍。《四部丛刊》初印始于1919年，收四部书323种2100册( 再版时增加12册 )，1934年又印成《续编》81种，1936年又出《三编》73种，各分装500册。此外张元济还主持影印了《百衲本二十四史》、《涵芬楼秘籍》、《续古逸丛书》等重要古籍丛书，使古籍善本得到传播，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张元济之后，为丛书编撰贡献最为卓著的是图书馆学家兼出版家的王云五。王云五（1888—1979），字之端，号岫庐，原籍广东香山( 今中山 )，出生于上海。因家境贫寒、体弱多病，11岁始入私塾学习，14岁在五金店当学徒，半工半读在夜校学英文。后在中国公学等校教授英文。民国十年(1921)，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

1924年，在张元济和王云五倡导下，原只为商务员工服务的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涵芬楼”，改建成供大众阅览的“东方图书馆”，王云五出任馆长并加入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初期，编印出版了许多小丛书，大受社会欢迎。后来他设想，如果能利用东方图书馆的丰富馆藏，编印出一套丛书，全国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甚至于许多家庭购买一套，就相当于把整个的大规模图书馆化成无数的小图书馆，而且装备丛书的小图书馆，管理也相对容易，人们可以用较低的代价读到人人当读的书籍。于是他开始酝酿出版丛书《万有文库》。1929年《万有文库》第1集1010种、2000册开始刊行，1934年第2集700种、2000册开始刊行。至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第1集售出约8000套，第2集售出约6000套。《万有文库》的出版开创了我国图书出版平民化的新纪元，当时许多机构因购置一部《万有文库》而成为一个小型图书馆。

集图书馆学家与出版家于一身的王云五完全是自学成才，尽管在自己学历一栏里仅填“识字”二字，但他却通过自学，得通英、法、德、日多国文字。他少年期间曾受惠于英国教师布茂林私人图书馆的帮助。18岁时，他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一部英文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后花数年将此35巨册的书通读了一遍。在主持东方图书馆工作期间，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编出了《王云五大词典》等词典，以及创立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这部1928年编定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与杜定友、刘国钧、皮高品等人编的分类法一样广有影响，是民国期间中国图书馆界使用最为广泛的分类法之一。后来他还想编就一部集我国词语之大成的《中山大字典》，但因战乱等原因，只出版了一本《一字长编》，仅“一”字就有数十万字、三四百页的解释。《万有文库》是借助出版来促进图书馆发展的成功创意，图书馆事业与现代出版业相扶相助、共同繁荣，这是王云五的一个独特贡献。

在文献编纂方面，另一位做出重要贡献的图书馆学家是顾廷龙。顾廷龙( 1904—1998 )，字起潜，江苏苏州人。他熟通版本目录学，同时也以书法驰名。1931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1932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部，获文学硕士学位。随后即受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洪煨莲之聘，出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从此献身图书馆事业近70年，先后担任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总干事( 主持馆务 )、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等职。在此期间，顾廷龙也运用出版策略，整理、影印了一批宋元善本、明清孤钞等，使得孤本不孤，秘本不秘，化身干百，泽惠学人。

为了反映古代丛书大貌、便于学者检索丛书，顾廷龙主编了《中国丛书综录》这部大型工具书，收录全国41家大型图书馆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分总目（后附《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子目分类目录、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三大册。该书面世后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人民日报》曾发文称其为检查中国古籍的“雷达”。顾廷龙第二个重要的“雷达”《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编顾廷龙，副主编冀淑英、潘天祯 ），全书分经部( 1册 )、史部( 2册 )、子部( 2册 )、集部( 3册 )、丛部( 1册 )，共收录全国781个图书馆或文化机构所藏古籍善本6万种、约13万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近几年大型古籍整理工程的顺利开展，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中华再造善本》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

2、图书馆管理

中国古代藏书管理有着许多好的经验和传统。如隋朝皇家图书馆东都洛阳的观文殿，藏书管理分品位、分种类。据《隋书?经籍志》载：“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日妙楷台，藏古迹；西日宝迹台，藏古画。”

近代以来，西方新式图书馆传人中国，出现了诸多图书馆学大家和出色的图书馆管理者。除上文中已作介绍的梁启超、缪荃孙、徐树兰、蔡元培、李大钊、张元济等人外，还有柳诒徵、袁同礼、杜定友、蒋复璁、李小缘等大家。

柳诒徵(1880 — 1956)，字翼谋，号劬堂、知非，江苏镇江人。17岁考中秀才。1903年随缪荃孙赴日本考察教育。1915年至1925年，先后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辗转于南京、沈阳、北京等地。1927年就任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馆长，该馆即为光绪三十三年( 1907 )两江总督端方创办的江南图书馆，后改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他主持编纂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共44卷、30巨册，有经、史、子、集、志、图、丛书7部85类832属。丛部分五类，但丛书子目又分归各类，便于读者多途径检索。集部编次以作者卒年为断，便于确定易代之际的作者归于何朝何代。这部书目在分类、编目上借鉴了古今方法，有继承有创新。顾廷龙先生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丛书子目分类部署的做法就借鉴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

柳诒徵还有一创举，就是开“住馆读书”之先例。他主持制定的图书馆章程中，第九章专为“住馆读书规程”，规定“有志研究国学之士，经学术家之介绍，视本馆空屋容额，由馆长主任认可者，得住馆读书”，取费与馆友相同，不事营利。当时一些年轻人，如蔡尚思、苏维岳、任中敏、吴天石、柳慈明、赵厚生等后来的著名学者都先后在国学图书馆住馆读书。据蔡尚思先生回忆，从1934年至1935年问，他住馆读书，当时年龄未及三十，每天读书16至18小时，从不间断，几乎读遍了集部书。“住房不收费，吃的是稀饭咸菜，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但读书之多，学问增长之快，在我一生之中都没有超过这个时期的。” 因此，蔡尚思感慨说：“我从前只知大学研究所是最高的研究机构；到了30年代，入住南京国学图书馆翻阅历代文集之后，才觉得进研究所不如进大图书馆，大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对活老师来说，图书馆可算死老师，死老师远远超过了活老师。” “住馆读书”与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允许女生及校外生旁听之举，有异曲同工之处。昔日住馆读书的有志青年，后来多有成为知名学者。

与柳诒徽这位土生土长的图书馆学家不同，袁同礼、杜定友、蒋复璁、李小缘等人则是留洋受过欧美图书馆学教育的图书馆学家。

袁同礼( 1895—1965 )，字守和，河北徐水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甲班，1916年毕业后到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工作，成为我国最早的图书馆参考工作者。翌年任图书馆主任，1918年当选北京图书馆学会会长。1920年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资助赴美国深造，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士和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图书馆学学士学位。

袁同礼192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是国内第一批留洋归来、具有现代图书馆学知识的背景的专才。而后出任北京北海图书馆图书部主任、副馆长、馆长，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馆长，前后长达20余年。从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起，袁同礼就一直充任要职，曾被选为协会董事、董事部书记、执行部长( 执委会主席 )、理事长等。1948年受美国国会图书馆邀请赴美访问研究，迁居美国，相继在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和斯坦福大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典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袁同礼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北平图书馆的建设上，北平图书馆是后来的北京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前身。1925年，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后改名北平图书馆）成立，袁同礼任图书部主任，1927年被聘为副馆长，同年馆长范源廉病逝，由袁同礼主持馆务。在此期间，还任北海图书馆代理馆长，积极参加北海图书馆新馆舍建设（今为国家图书馆文津街馆舍），是该建筑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

1929年，北海图书馆与北平图书馆合并，改组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南京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共同行使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同年袁同礼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主持馆务工作，1945年至1948年任馆长，直至去国赴美。

在抗日战争期间，袁同礼南下湖南，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名义与长沙临时大学合作，兼任临时大学图书馆馆长。1938年随临时大学迁往昆明，设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为复兴图书馆事业，他在1938年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名义，分别致函欧美各国图书馆协会，痛陈日军暴行，并广泛征集图书，得到欧美各国图书馆的援助。抗战胜利后，袁同礼参加了接受敌伪文物图书的工作。

袁同礼在主持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最为人称道之事有二：一是访求书籍，不遗余力；二是礼贤下士，造就学者。

在袁同礼主持下，北平图书馆搜购了会稽李慈铭越缦堂、上海潘氏宝礼堂、聊城杨氏海源阁、东莞伦明续书楼等私人藏书家的珍藏，派人传拓各地古代碑铭350多种，还派人远赴滇境访到西南五省的稀有方志以及4000余册古东巴图画象形文字经书。此外还到国外采买西方学术名著的各种版本，如黑格尔、康德、莎士比亚等人不同时期的稀有著作版本等。袁同礼还派遣向达、王重民等赴英、法拍摄敦煌卷子，探访流落到欧洲的《永乐大典》。因经费困难，袁同礼还利用个人声望向国内外各文化机关、学校及文化界知名人士、政府要员等发送信件，募集书籍。北平图书馆由此收到了国内外捐赠的大量书刊资料，其中不乏珍贵资料。袁同礼先生对赠书者极其尊重，每次收到赠送书刊资料后，不论其价值大小，均专函致谢，并在每年《馆务报告》的“赠书人名录”中列出赠书者的姓名或单位名称以及所赠书名。北平图书馆后来成为全中国藏书甲富．与袁同礼的贡献密不可分

袁同礼善于网罗人才，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图书馆人才济济，为学术界啧啧称羡。当时先后在北图工作过的专家学者有向达、王重民、刘国钧、赵万里、徐鸿宝、谭新嘉、叶渭清( 宋学与宋史 )、梁廷灿、谭其骧、钱钟书、王庸( 地图史料 )、谢国桢( 明史及明代笔记 )、贺昌群( 魏晋隋唐史学 )、刘节( 金石学 )、孙楷第( 小说目录学 )、于道泉( 藏学 )、严文郁、张秀民、杨殿殉、汪长柄、李芳馥、顾子刚( 西文专家 )、吴光清、张申府( 西方哲学 )、梁启雄( 梁启超幼弟 )、李德启( 满文目录学 )、彭色丹喇嘛( 蒙、藏文专家 )、钱存训、徐家璧等人。有的人来到北平图书馆时还是大学毕业生，袁同礼看到发表的文章，即邀其来馆工作。如张秀民远在厦门大学，写了《四库总目史部目录及子部杂家》和《宋椠本与摇床本》两文，寄给了袁同礼并表示愿意到北平图书馆工作，袁同礼看后即以馆方名义去信争取他来北平图书馆工作。后来张秀民成为著名印刷史专家。又如刘国钧和袁同礼是同辈人，他留学美国又获博士学位。袁同礼闻刘国钧对分类编目很有研究和见解，并正在编制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即多次去函请刘国钧到北平图书馆任职，给他创造条件顺利完成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和《中文图书编目条例》两个规范。王重民、向达从事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研究，袁同礼争取经费送他们到英、法作为交换馆员，使其有机会获得深造。从1930年起，北平图书馆送到美、英、法、德等国以交换馆员身份进行培养的共有20多人，他们后来大都成为著名学者。一些学者成名后未能回到北平图书馆，而是执教于别的大学或到其他图书馆做馆长。于是有人对此有看法。袁同礼却表示：我们培植的人才，乃为整个图书馆事业和学术界的需要，所以“我宁舍己，将种籽撒播出去，将来所收获的果实一定更多”。由于专家治馆，北平图书馆的业务工作一跃而居全国之首。

杜定友( 1898—1967 )，广东南海人，出生在上海。少年时代在南洋公学读书，1918年南洋大学新建图书馆而急需专业人才，校长唐文治派他到菲律宾大学学习图书馆学专业 (菲律宾大学是美国人主事的 )。1921 年杜定友以优异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回国，获文学、教育学、图书馆学三个学士证书及一个高师毕业证( 即中学教师资格证 )。从此在上海、广州两地从事图书馆事业长达50年，先后担任过广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图书馆主任、南洋大学图书馆主任、中山大学图书馆主任、上海市立图书馆筹备处副主任、广东省文献馆主任等职。

杜定友不仅对图书馆学颇多著述，同时于图书馆管理实务也多有新创建。例如1924年在南洋大学图书馆率先发明使用颜色书标，以避免乱架过甚及提高排架效率；1925年出版了适于中外文书籍统一分类的《图书分类法》，出版了编制索书号用的《著者号码编制法》，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1926年在上海组织学生编制出第一部报纸索引《时报索引》。1930年鉴于西式图书馆读者使用的卡片目录柜不能同时多人使用，于是发明可以挂壁翻看的明见式卡片目录。1932年出版了以字形为检索入口的《汉字形位排检法》。1932年推动成立中国图书馆服务社，次年又出版《图书馆表格与用品》一书，积极促进图书馆工作的标准化。1936年主持中山大学图书馆新馆建设时，他的图书馆设计体现了旅馆化、家庭化、机械化，立志要建一所现代化的图书馆，以树南中国楷模。1941年在抗战流亡中，为重组广东省立图书馆而大力收集地方文献，书、图、文件之外，连传单、标贴都在收集之列，最终使广东省立图书馆成为国内地方文献宏富的图书馆。在图书馆业务、管理、服务等方面，杜定友先生可谓是“龙虫并雕”，不分巨细，称得上是我国图书馆工作上创新最多的专家。

蒋复璁（ 1898 — 1990 ），浙江省海宁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早年即从事图书馆活动。1922年北京松坡图书馆成立，蒋复璁被聘编制外文书目。1926年，蒋复璁被聘于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年赴德国珀林大学图书馆学研究所留学，并任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客座馆员。回国后，1933年被教育部委任筹备中央图书馆。

抗日战争时期，蒋复璁领导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迁馆四川，建立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1940年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蒋复璁被任命为馆长。在此期间，蒋复璁与郑振铎、张元济等人成立文献保护同志会，提出从今以后决不听任文献流失他去，好书要为国家保留之。

1940年，蒋复璁为搜购战争中散失的善本，赴沦陷区筹设机构，用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补助中央图书馆款项，从上海、香港两地秘密收购善本，运往重庆。至1946年底，中央图书馆入藏中日文书754551册，善本书153414册，还有大量的金石拓片和古今舆图。

1948年赴台后，蒋复璁任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并兼任台北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

蒋复璁热心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工作，早在1924年即与袁同礼为筹备中华图书馆协会而南北奔忙。在他们的努力下，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蒋复璁先后出任协会执行部干事、分类编目组和图书馆行政组负责人，执行委员，1937年后任理事会理事。

李小缘( 1898 — 1959 )，原名李国栋，江苏南京人。1920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任金陵大学图书馆管理员。1921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1925年获美国国图书馆学学士、教育社会学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后，出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并任金陵大学教授、图书馆学系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史学部主任。他长期主掌金陵大学图书馆馆务，并积极参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工作。在当时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筹建过程中，图书馆界有“黎元洪”之戏称，即指李小缘（黎）、袁同礼（元）和洪范五（洪），可见其影响及对建立中华图书馆协会贡献之大。

1927年他写出了一份《全国图书馆计划书》，对国立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省立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的建立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每类图书馆的建设都分别依“总纲”、“组织”、“经费”、“举办事业”、“流通要则”等详细论述，不蹈空谈。其“附录”中甚至都拟好了“图书馆为吾人人生之必须品”等14条图书馆用标语。这是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第一份完整的纲领与蓝图。后来有人将他的《中国图书馆计划书》作为提案提出，倡议成立中央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的前身。

3、学术研究

在西方图书馆学传人中国以前，中国已有校雠学等关于文献整理、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古代校雠学实由刘向、刘歆父子开创，郑樵给予了体系化。然而真正将校雠学提升为一门学问，主要贡献还在于清代学者章学诚。

章学诚( 1738 — 1801 )，字实斋，浙江会稽( 今绍兴 )人。一生流离困苦，41岁才中进士，但终未人仕途。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于身后方获得很高的声誉。章学诚的校雠学思想和理论主要体现在《校雠通义》一书。他的主要思想至今仍有很大学术价值，例如：①关于校雠学之源流。他认为战国以前学术在官，官师合一，私门无著述。“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后来礼崩乐坏，官师分离，学流民间，私门出现著述。书籍散于天下无所统宗，故刘向、刘歆父子不得不进行校雠工作。②刘向、刘歆父子开创的校雠之学，目的是通过“部次条别”( 即分类归属 )来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便于学者由委溯源，“即类求书，因书究学”。③有些书籍古有今无，有些书籍古无今有，故图书类目的设置要随时而进，不能拘泥以往。目录类次应该“道”先“器”后，即“形而上的”理论书籍应该排在“形而下的”实用书籍的前面。④图书著录遇到“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应该在相关的类目之下“互著”( 也称互注 )；一书之内有数篇内容涉及其他类别，并相对完整，也可以将这些篇章“别裁”出来，著录于其他类。⑤应该编制索引，“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成一工具书，以备校书之用。尤其他的古代校雠学宗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观点，早已流播海内外，广为学人所知。

现代图书馆学在中国兴起之后，这些学术思想逐步被图书馆学吸纳，并被赋予了科学的特质。这一旧学与新知的良好对接，首功在于梁启超。

梁启超( 1873 — 1929 )在中国早期图书馆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前文业已详细述及（见第四章第二节）。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在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学研究方面继续发挥了巨大作用。1916年，梁启超为纪念蔡锷（蔡松坡）将军而四处募捐筹建新型图书馆“松坡图书馆”，而后自任松坡图书馆馆长。1925年底，梁启超被北洋政府教育部聘为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1926年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又办一所北京图书馆( 后改名北海图书馆 )，梁仍被聘为馆长。至此他一身兼三馆馆长，遂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图书馆事业，同时潜心研究图书馆学、文献学。

梁启超的图书馆学思想和理论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学原理、目录学和辨伪学等方面。①关于图书馆的功用。梁启超在1916年12月17—18日《时事新报》上的《创设松坡图书馆缘起》一文中，提出图书馆不仅能保存国粹，普及学问，还标志着一国的文明程度，关系着国家的存亡。②呼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中国的文字、书籍有自身的历史和特征，文献研究、书籍管理也有特殊的方法，故应结合中西图书馆学知识创建自己的图书馆学。如在分类、编目中一方面借鉴西方的分类法、编目原则，也要把我国古代“互注”、“别裁”的优良方法吸收进来；要继承中国古代编制大型类书、丛书的传统( 1927年他自己曾拟定《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写提纲，后因逝世而没有实现 )。③在目录学方面，他的《西学书目表》( 1896 )首创了学( 科学 )、政( 政经 )、教( 宗教 )、杂( 综合 )四分方法，颇便初学者觅寻西学轨途；《读书分月课程》( 1894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1923 )与《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923 )三篇书目，开了专家推荐书目的新风气，曾在青年学生中广有影响；《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1925 )一文，是中国专科目录学研究的奠基之作。④在辨伪学方面，他专写了《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1927 )一书，对伪书的成因、伪书的种类、伪书的辨别方法提出了一整套理论。

梁启超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是秉承传统、借鉴西学，重视学术史的挖掘、强调会通，求实用，讲实际。他对图书馆事业的热爱甚至感染了家人，他的女儿梁思庄就是受父亲的影响在美国专攻图书馆学，回国后长期任职于燕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深孚众望的图书馆学家，也是首屈一指的西文编目专家，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这一高潮是众多图书馆学家努力的结果。特别是一批留学国外专攻图书馆学的学者先后回国，在国内掀起了新图书馆学研究的高潮，如沈祖荣(第一位图书馆学留美生)、胡庆生、戴志骞、徐燮元、杜定友、洪范五、袁同礼、李小缘、刘国钧、蒋复璁、查修、桂质柏(第一位获美国图书馆学博士学位)、徐家麟等，其中除杜定友留学菲律宾、蒋复璁先生留学德国之外，其余皆清一色留学美国接受图书馆学教育学成归国者。他们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开创与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这些卓有成就的学者及成就有些已经在本章或本书中提到或专门作了介绍，有的则限于篇幅无法一一论及。这里只简要介绍两位在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杜定友和刘国钧，他们二人被今天的图书馆学研究者简称为“南杜北刘”。

在上节中已经介绍了杜定友在图书馆管理方面的业绩。其实他更大的成就还在思想理论研究方面。杜定友一生著述达600余万言，仅著作就有55种，可以说是中国图书馆学家当中著述最多的人。主要著作有《图书馆通论》( 1925 )、《图书分类法》( 1925 )、《学校图书馆学》(1928)、《校雠新义》(1930)、《图书管理学》( 1932 )、《汉字形位排检法》( 1932 )等，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分类学、图书目录学、汉字排检法、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建筑、地方文献等领域皆有突出理论建树。如杜定友关于图书馆“三位一体”( 书、人、法 )及其不同时代重心不同的观点，图书馆学应由原理与应用两个层面组成的认识，中外书籍要统一分类的思想，以及给地方文献所下定义和范围( 包括史料、人物、出版 )等，都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过极大影响。杜定友图书馆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理论与实践能熔为一炉，创新意识非常强。

刘国钧( 1899— 1980 )，字衡如，江苏南京人。1920年南京金陵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毕业后，留校在图书馆工作。192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图书馆学课程，并于1923年6月取得硕士学位。后又攻读哲学课程，1925年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返回国内。他先后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任职或担任馆长。1951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并担任过系主任。刘国钧先生的代表作有《中国图书分类法》( 1929 )、《中国图书编目条例》( 1930 )、《图书馆学要旨》( 1934 )、《什么是图书馆学》( 1957 )、《中国书史简编》( 1958 )等。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分类、图书编目、中国图书史、图书馆工作自动化等领域有着突出的建树。如认为图书馆学研究要细化成五个要素( 图书、读者、领导和于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 )才能深入的思想，好的分类法应具备四个部分( 系统表、理论的基础、索引、分类条例 )的论述，分类目录应是宣传图书、指导阅读的工具的观点，都有深刻的洞见及广泛的影响。1957年以后，因避免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刘国钧的学术研究重点转入了图书史、图书分类领域，并写了一系列的中国书史著作。他还在“文革”后期( 1975 )率先介绍西方机读目录( MARC )，表现出开放的视野与伟大的预见。刘国钧先生图书馆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逻辑性极强，善于说明事理并提升理论层次，给人以条分缕析的深刻印象。

4、专业教育

我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是在美国图书馆学者推动下开始产生的。1913年，美国图书馆专家威廉﹒克乃文(William Harry Clemons)在南京金陵大学主持图书馆工作时，曾在该校文科专业开设了图书馆学课程。1920年，美国图书馆员韦棣华(Elizabeth Wood，1861--1931)在武昌开设了文华大学图书科(Boone Library School)，1929年经教育部批准改办为独立的图书馆学专门学校，名称易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后人简称其为“文华图专”，英文名称未变)。从此，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近百年来，弦歌不辍，至今仍在向前发展。

韦棣华兴办文华公书林的事迹本章第四节已做介绍。当时的文华公书林实际上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即总理韦棣华和出任协理的文华大学毕业生沈祖荣，后来又加入了文华中学英语教师胡庆生。

在兴办文华公书林的过程中，韦棣华深感图书馆专门人才的匮乏，萌发了创办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的想法。1914年她资助沈祖荣去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学，从而使沈祖荣成为中国和亚洲第一个留学美国研习图书馆学的人士。沈祖荣1917年回国，除了在文华公书林工作外，还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宣传美国式的图书馆，使得图书馆公开开放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1917年韦棣华又派胡庆生赴纽约州公共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学，她自己也于1918年返回美国到西蒙斯大学图书馆学校进修。1919年韦棣华和胡庆生学成归国。

鉴于国内当时图书馆有所发展，特别缺乏图书馆人才，于是韦棣华向文华大学提出创办图书馆学校。1920年3月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成立，韦棣华担任科主任，以文华公书林作为讲课场所及实习基地。

文华图专起初只招收文华大学在校大学生兼修图书馆学专业，学业两年。1926年有了独立经费后开始面向社会招收大学生。1929年文华图专独立，改称武昌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速度加快。

从1920年文华图书科正式成立到1953年8月并人武汉大学为止，文华图专为国内图书馆、档案馆界共培养了600多人。民国期间，国内重要图书馆的业务骨干，文华毕业生几乎占去了半壁江山。韦棣华为办好文华公书林和文华图专，屡次回国学习图书馆学知识，四处募集经费，并躬亲管理，最后积劳成疾，于1931年5月病逝于武昌。其坚忍、刻苦的精神和坚定的信仰，支持她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纪念这位杰出女性，现在美国韦棣华基金会每年都支出约1万美元的奖学金来奖励在中国高校就读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优秀学生。

沈祖荣(1 884—1977)，字绍期，湖北宜昌人。1903年受湖北宜昌圣公会教堂推荐，就读武昌圣公会主办的教会大学文华书院(1916年升为文华大学)。1910年毕业后随从韦棣华进入公书林任职，1914年赴美攻读图书馆学专业，1916年毕业，获图书馆学学士学位，1917年回国后全力协助韦棣华创办文华图专，投身图书馆教育事业，并终此一生。

1926年，沈祖荣继韦棣华担任文华公书林总理( 馆长 )，1929年又任文华图专校长。1925年参与组建中华图书馆协会并担任董事等要职。1929年沈祖荣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唯一正式代表，前往罗马参加第一次国际图联(IFLA)国际图书馆与目录学会议，揭开我国图书馆界参与国际图书馆界事务与活动的序幕。在他主持下，文华图专于1940年增设档案专业，扩大教学规模，使我国有了全国唯一正式的档案管理专业和专门培养档案人才的机构。

1951年，武昌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改为武昌公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53年学校整体并入武汉大学，并改名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学制仍为2年；1955年学制改为3年；1956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改称“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同时学制改为4年。这期间，沈祖荣一直都是主要负责人。1977年，沈祖荣先生与其夫人同日在庐山去世。

文华图专在韦棣华和沈祖荣的主持下，培养了许多图书馆学人才，如南京图书馆馆长汪长炳、上海图书馆馆长李芳馥、湖北省图书馆副馆长张遵俭、中科院图书馆副馆长顾家杰、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桂质柏和毛坤、中山大学图书馆研究员周连宽、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图书资料室主任陈尺楼，以及后来去台湾的蓝乾章、沈宝环(沈祖荣之子)、严文郁等都是文华图专的毕业生，也都是国内著名图书馆专家。还有一些毕业生在国外图书馆就职，如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创始人和馆长裘开明(1921年毕业，曾编制《汉和分类法》)、房兆颖(1930年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童世纲(1933年毕业，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及美国亚洲研究委员会东亚图书馆分会主席)等，在海外服务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得到了许多荣誉。另有一些毕业生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如分类学专家皮高品、图书馆学教育家徐家麟、索引专家钱亚新、目录学家吕绍虞、参考咨询专家邓衍林等。著名人类学家、博物馆学家冯汉骥，语言学家、外国文学专家戴镏龄，诗人王文山等也都曾是文华图专的学生。

在20世纪40 — 50年代，图书馆学教育家王重民也为中国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重民(1 903 — 1975)，字有三，河北高阳人。1924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曾师从陈垣、杨树达等。1929年毕业受聘于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受派到法国、德国、梵蒂冈、英国等地图书馆收集与研究中国流失海外的图书资料，如敦煌遗书、太平天国文献、明清传教士著作及中国古籍孤本秘籍。他抄录卡片、拍摄缩微胶卷、做提要或札记，成绩斐然，知名海内外。“二战”期间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鉴定中国古籍善本。1941曾回国一次，参加抢运北平图书馆善本书送美国寄存工作。1947年由美返回，仍任职于北平图书馆，并兼职北京大学中文系。

经王重民向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建议，1947年在北大中文系创办了图书馆学专修科，当年9月开始招生，当时只招收北大中文系、历史系成绩在75分以上的毕业生。1948年底，王重民还代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职务。1949年，图书馆学专修科从中文系分离出来，王重民任主任。1952年，他辞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职务，专职任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主任。1956年，经教育部批准改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从图书馆学专业建立之初，王重民制订教学计划，延聘名师，毛子水、赵万里、袁同礼、于光远、傅振伦、王利器、刘国钧等一批著名学者先后来任教或授课，为北大图书馆学系的壮大奠定了扎实基础。北大图书馆学系迅速发展为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重镇，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比肩而立，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了大批精英人才。

王重民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5年4月16日含冤自缢于颐和园。

王重民的学术成就广为学界所知，他在敦煌学领域出版有《敦煌曲子词集》(1950)、《敦煌变文集》(1957)、《敦煌古籍叙录》(1958)等系列专著，在索引学领域他有《国学论文索引》(初编、续编、三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1935)、《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等鸿篇巨制问世，在目录学领域有《中国善本书提要》(1983)、《中国目录学史论丛》(1985)、《校雠通义通解》(1987)等名作传世。他的著作代表了这些学术领域在当时的最高水平，至今仍是图书馆学、中国史学入门者必修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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